在徽州，每一個聚集而居的家族都有一部甚至數部家譜。隨著人口的增長和遷徙，大宗派生出小宗，小宗又新派出更小宗，就像大樹屢開新枝一樣。而家譜也因此變得厚重起來，枝丫分為通譜、世譜、總族譜、分族譜、統宗譜、大同宗譜和小宗譜，等等，一姓一氏的譜乘往往多達成千上萬種。每一個姓氏都是一株樹，樹生枝，枝生枝，樹生樹。族人們對此樂此不疲，精心打造。這樣的良苦用心，當然源於他們對於宗族的重視，對血脈的一往情深。這種凝聚與發散的方式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家族繁衍的方式和特點。一邊是聚合，人的聚合，財富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審美的聚合；而另一邊則是發散，人的發散，財富的發散，文化的發散，審美的發散。這兩種力量像太極魚圖所標明的那樣，首尾相銜，循環往複，互相轉化，既向心又離心。這種與自然相統一的天道方式，使得徽州的村落像春天雨後的蘑菇一樣開滿山野。
在這樣的情形中，江村就像江氏人來人往當中的一個驛站，先是憩息，長大，然後是盤整，遠離。又像河流上的一個碼頭，航行，落腳，接著又是揚帆遠行。從本質的意義上來說，這樣的遷徒過程，與人生的意義又何其相像。人類的繁衍和生長，本來就是分分合合的流水宴席，通篇都是迎來送往熙攘人群。生命如水，那是指的生命在有限與無限當中的凝固、流淌、蒸發、然後又凝固的過程。
江村算是一株名副其實的千年古樹了。據說，最繁榮時期的江村竟然有好幾萬人，這是一個讓人驚訝的數字。因為現在的江村是那樣的小巧和不引人注目，它隻有兩千人左右。我們在不大的村落裏閑逛，一會，就從村的這頭走到那頭。昔日的幾萬人是一個什麼概念呢？那是一個小城市的規模。這個小城市在度過了自己的繁華和喧嘩之後，慢慢地，顯赫模糊了，衰敗應運而生，那種繁榮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委頓的狀態。到了後來，那種階段性的熱鬧竟像從沒有出現過似的，也如雪地裏的飛鴻爪印，在一層層雪花的飄舞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但一些“人傑地靈”的影子還是頑強地遺留下來。在經曆了太平天國的兵燹以及文革的磨難之後，村中僅存的兩座牌坊格外引人注目， “父子進士牌坊”建於明代，是為了旌表江氏48代江漢和江氏49代江文敏父子而興建的。雖然這對牌坊在曆經多年的磨難之後，有些殘缺不全，但仍是巍峨挺拔，橫梁一麵書“青雲直上”，另一麵書“金榜傳芳”。《江譜?仕宦表》曾經記載了這個村落的榮光——明代以來江氏族人躋身仕宦的文職官員達80人，武職31人。而《科名表》則記載了明清兩朝的進士共18人，舉人56人，武舉6人。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史上，江村更是紅極一時，人才輩出。除了民國代總理江朝宗（江世堯）、民國安徽省長江紹傑、民國海軍將領江澤澍出於這個彈丸小村外，在文化界，這裏還誕生了幾位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們是人文學博士江紹銓（亢虎）；文化學者江紹原，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參加過“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後赴美留學，回國後在任教的同時，創辦“語絲雜誌”，與魯迅關係密切，著有《中國古代之旅行》、《發?須?爪》、《血與天癸》、《宗教的出生與成長》（譯）等；醫學家江希舜，他曾發明“人痘接種法”，據說比歐洲要早100多年；清翰林編修江誌伊，他是江氏族譜的修訂者，著有《沈氏玄空學》4卷以及《農書述要》16卷；北大教授、著名數學家江澤涵，他是中國代數拓樸學的主要創建人，學部委員。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的夫人江冬秀也是江村人。胡適所在的上莊與江村隻有一山之隔，在它們中間，有一條蜿蜒的山間石板路相連，小路全長15公裏。當年，美國歸來的胡適就是翻山越嶺走了15裏山路來江村迎娶江冬秀的。江冬秀的家學也頗有淵源，她的曾外祖父呂朝端以及外祖父呂佩芬是旌德縣廟首的父子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