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源主導型開放是基於浙江省特定區域自然稟賦、產業基礎和政策環境下的開放路徑選擇。這個路徑選擇的主體是內源式民營經濟,因此其選擇路徑的績效具有特定約束條件下最優的特征。但是,不可否認,內源主導型開放同樣存在績效上的諸多困境,這些困境既有企業主體自身的選擇行為所致,也有其麵臨的約束條件所致。本章將分析其中主要的困境,以期為今後浙江內源主導型開放績效的進一步提升提供依據。
一、產品國際化與企業國際化分離
開放和國際化是一個全方位的過程,既包括市場銷售開放即產品的國際化,也包括企業經營管理和產權資本的國際化。正如前述所論,一般而言,不同層麵的開放盡管可能存在前後次序的差異,但是作為開放的進程而言,全方位的開放是企業和經濟體走向開放的重要體現。而某些層麵開放的滯後,可能會阻礙開放的整體進程,也可能會導致單層麵開放的各種負麵效應的累積和惡化。
（一）作為整體的開放進程
整體的開放進程是市場效率的體現。例如,主流的經濟學認為,依托於比較優勢的商品貿易可以促進貿易各方的福利提高。但是如果商品貿易的費用（如運輸成本）的上升,則可以通過要素流動來達成貿易的剩餘。這便是著名的薩繆爾森—斯托爾帕定理。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認為,開放總能促成效率的提升,因為開放本身就是各種要素分散追求更大收益的過程,在沒有強迫的情況下,這個過程總是帕累托有效的。至於具體在什麼層麵和領域的開放則取決於開放的成本問題。具體地說,開放的利益取向是推進開放的恒久動力,而實際的開放將首先發生在最低成本的領域。而隨著開放進程的推進,另一些層麵的開放成本將變得更低,於是就出現了開放的階段轉換。
圖8·1“倒逼型”開放進程中的階段轉換
以圖8·1所示為例,在開放進程的初始階段,市場層麵的開放成本低於其他層麵的開放,於是開放首先發生於市場層麵,隨著開放進程的推進,盡管所有層麵的開放成本都會因為開放進程的推進而降低,但是降低的速度是不同的。如果生產層麵的開放成本降低的速度更快,則可能出現生產層麵的開放成本低於市場層麵的開放,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開放進程中的階段轉換。同樣的階段轉換發生在要素層麵的開放成本低於生產層麵的開放成本。不同的成本關係構成了不同的開放路徑（見圖8·2）。
圖8·2其他的開放形式及階段轉換
從邏輯上說,不同的層麵的開放在不同的開放進程階段具有不同的成本優勢。盡管具體的階段順序取決於區域經濟體的內外部特征,但是,在不存在外部製度約束的情況下,階段的轉換總是存在的。
例如,在“順推型”的開放進程中,起初由於要素層麵的開放具有成本優勢,從而首先在該層麵形成開放。隨著開放進程的推進,外部管理製度、經營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的擴散使得企業在生產領域的開放,即生產鏈的細化和參與開放性的全球分工協作生產體係變得有利可圖。但是在要素層麵開放未有效推進之前,生產領域的這種開放優勢並不存在。優勢的活動依賴於要素層麵開放所積累或者溢出的企業生產管理能力和技術開放能力。同樣的,生產領域的開放和由此擴大的生產能力將使得市場的開放變得有利可圖。因為,此時所獲得的技術和生產優勢得到了更為顯著的體現。
在這個過程中,純粹市場層麵的比較優勢在開放的起初可能並不存在。但是要素層麵的開放和進而推進的生產層麵的開放,使得生產技術獲得巨大的提高。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層麵的比較優勢是後發獲得的。
而對於“中間擴散型”的開放進程而言,起初可能在要素和市場層麵的開放不存在成本的優勢。而生產技術方麵由於某些外生的原因,如國家的科研投入,對國有企業集中地區的設備投入等,具有一定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技術層麵的開放變得有利可圖,而且作為經濟體的外部經濟主體,也企圖在生產技術層麵進行開放與合作。典型的例子如印度的軟件業,其開放主要發生在生產技術領域,而市場銷售和要素領域的開放則是隨後發生的。
生產技術層麵的開放向兩頭延伸的機製也比較簡單,生產技術比較優勢的形成必定有助於生產效率的提高,從而構築生產的比較優勢。在此情況下,市場層麵的開放自然形成。因為產品本身的比較優勢,便比較方便地朝著市場擴張的方向邁進。而對於技術層麵的開放而言,相應的管理製度的改進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跟進似乎是保證技術層麵深入開放的關鍵。一般而言,跨國公司與本土公司的技術合作的深入往往是企業治理結構的改革和開放,主要是股權的開放。
對於“倒逼型”的開放進程而言,起初在市場層麵的開放極具拓展能力,從而促進市場規模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但是對於進入高端市場而言,已有的技術往往難以支撐新的市場擴張,在此情況下,市場進入的競爭會逼迫企業開放生產技術領域,從而提高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並進而得以進入高端市場。當然,這其中也不乏企業自主研發創新,提升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但是總體上,通過生產技術領域的開放能更快地適應市場規模擴大的形勢要求。而技術領域的開放也會帶動企業治理結構的開放和完善。
因此,從總體上說,不管開放的初始點在何處,全方位的開放應該是有效率的開放,或者說是開放的穩定形態和有效率的形態。達到開放的穩定形態隻有路徑的差異,而沒有最終形式的差異。但是,經濟體達到全方位開放進程的速度,往往會影響經濟體開放的績效表現。特別是一個階段的開放進程不能及時地轉換至另一個階段,則可能會給經濟體的內生經濟帶來負麵的影響。
例如,“順推型”的開放進程,如果要素領域的開放不能及時過渡到生產和技術領域的開放,則開放利潤就較少,而外部資本會分享本地產業發展的利潤,或者說是分割本地的市場，對於大多數經濟體尤其是發展中的經濟體而言,為了保護本土產業,可能存在貿易壁壘及對外部進口加以管製,而外部資本的流入則被作為稀缺資源加以鼓勵。從而外資流入與本土企業的合作,相當於外資分割了本土的市場,而且繞過了貿易管製。但卻無法促進本土生產技術水平的相應提高。
對於“中間擴散型”開放進程而言,如果生產技術領域的開放不能及時過渡到要素領域的開放,則先進生產技術與落後治理結構之間的矛盾將嚴重影響到技術效應的發揮。同樣的,如果生產技術領域的開放不能及時過渡到市場領域的開放,則市場規模難以有效擴大,也會影響到技術效應的發揮。
對於“倒逼型”開放進程而言,如果市場領域的開放不能及時過渡到生產技術領域的開放,則一方麵生產隻能停留在低技術領域,難以獲得高附加值,不利於本土企業的積累；另一方麵,生產技術的落後也製約了市場在高端領域的進一步拓展,從而將市場鎖定在低端,形成“低水平陷阱”。
（二）產品國際化與企業國際化的分離
浙江“倒逼型”的開放進程,盡管在市場開放進程中取得了良好的績效,但是必須看到,市場開放並沒有有效地實現向生產技術領域和要素領域的開放,其集中的表現就是產品國際化和企業國際化的分離。
產品國際化就是產品銷售市場的國際化,可用外貿出口額這個指標來代表。從統計數據上看,突出表現在外貿出口和外商投資的高度不對稱。在改革開放之初,浙江的外貿出口額為5240萬美元（1978年）,與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為1.76%。但是,到了2006年,浙江省的外貿出口總額達到1008.94億美元,與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為151.03%,內外貿之比超過1.5。也就是說,浙江省每生產5件產品,有超過3件是銷往國內的。這說明浙江省企業的產品國際化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從全國的平均水平來看,在改革開放之初,全國的外貿出口總額為167.6億元（1978年）,與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為10.75%。到了2006年,全國外貿出口總額達到9689億美元,與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為101.09%。這說明浙江省企業的產品國際化速度遠遠快於全國的平均水平。通過時間序列圖我們還可以發現,浙江省的內外貿之比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發生時間在1999年,正是浙江省外貿出口大幅度增加的時期，也是企業從區際開放走向國際開放的階段轉換之際。
圖8·3浙江與全國的內外貿比
注：內外貿比由出口總額與國內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之比計算所得。
資料來源：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和《浙江統計年鑒》。
在這個階段轉換過程中,產品從區際化走向國際化的進程應該說是相當迅速的。這主要得益於浙江省企業的高市場拓展能力和低生產成本優勢。但是,與產品國際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幅度並非如此迅速,或者說是滯後於產品國際化的進程,這突出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偏低。
外商直接投資比重是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標誌,這是因為：首先,外商直接投資本身就是國際性企業要素流入的標誌。外資企業進行跨國界的投資,本身就表明了這些企業具有一定的國際化。而大量的統計資料表明,當前的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載體是跨國公司,尤其集中在全球前500強企業手中的跨國投資。這些投資帶來的相關企業的分支機構或合資機構,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區域的企業構成。其次,外商直接投資與本地企業的合資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本地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使得這些企業的治理結構更加與國際接軌,並進而使得企業的發展視野更具全球性,企業的市場範圍更為擴大,企業的產品生產技術更是得到提升。再次,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溢出效應將推動本地企業的升級改造,加速國際化進程。在引進外商投資過程中引進的不僅僅是資本,更重要的是外資企業先進的管理和生產技術,這些管理和生產技術具有很強的溢出效應。本地企業通過學習和模仿外資企業的先進管理和生產技術,將有助於快速優化其治理結構和提升產品生產技術水平,加快國際化進程。
但是,在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長期以來增長十分緩慢。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的0.47%,而同期全國外商直接投資比重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為2.26%。這個比重是相當低的。
圖8·4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單位：%）
資料來源：各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和《浙江統計年鑒》。
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不斷上升。從全國平均水平來看,1994年全國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最高飆升到17.08%,而同期浙江省僅為9.8%，而之後也一直未超過這一水平。作為沿海開放省份,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一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是相當少見的,因為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直到2003年,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才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這其中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大幅度上升,而是與全國的政府投資規模大幅度上升和浙江省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水平下降有關。總體上說,即使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但在沿海省份中仍然處於落後水平。
外商直接投資比重不高的直接結果是,浙江省的企業仍然主要依靠產品的銷售來推動國際化,但是這個進程是十分緩慢和艱難的。強大的市場開拓是以低成本為前提的,而在國際競爭中,低成本的市場擴展招致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和技術壁壘。而企業國際化與產品國際化的分離使得大部分以外貿銷售為主的企業根本無法獲得國際視野,難以提升產品生產技術水平和市場層次。這是內源主導開放所麵臨的重要製約因素之一。
二、潛在市場勢力與現實市場勢力背離
（一）市場勢力：概念及理論
微觀經濟學假定,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總是傾向於把價格定在邊際成本（MC）等於邊際收益（MR）的水平,但事實上,企業的這種定價能力與具體的市場結構有關。在完全競爭市場上,價格由需求和供給決定,競爭性企業接受所給定的價格,調整其產出直到其邊際成本等於價格,因此完全競爭市場中的企業沒有定價能力；而壟斷區別於競爭性市場的兩個主要特征是：存在唯一的供應者以及進入受到阻礙。第1個條件使壟斷者沒有競爭的顧慮；第2個條件使壟斷者較少考慮或者不考慮潛在競爭者的威脅（劉誌彪、石奇,2003）。因此壟斷企業具有完全的定價權,可以根據“成本—收益”原則來確定產量和價格以獲取最大利潤。但上述兩種市場模型在現實中幾乎是不存在的,實際生活中,比較常見的是介於這兩種市場結構之間的壟斷競爭市場和寡頭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中,由於不同企業生產的產品之間存在著差別,因此各個企業可以憑借產品差別特點形成一定程度的壟斷,從而獲取價格與邊際成本之間的差額。但由於壟斷競爭企業生產的產品相互之間替代彈性較大,因而其市場勢力有限；而在寡頭壟斷市場上,少數幾個大企業控製著市場,企業根據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原則選擇自己的產量及價格,寡頭定價高於完全競爭價格,但低於壟斷價格。由於寡頭壟斷產業中的企業數量較少,企業行為的互相影響較大,因此寡頭企業的市場勢力大小與企業間的相互作用是密切相關的。
所謂市場勢力（MarketPower）,有時也稱為壟斷勢力（MonopolyPower）,是指企業在競爭水平（邊際成本）之上確定對自己有利的價格的能力,通常用企業的相對價格加成能力來衡量。
市場勢力的定義主要包括以下幾層含義：（1）市場勢力隻存在於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競爭性企業的市場勢力為零。從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到完全壟斷市場,企業的市場勢力依次增大。（2）企業行使市場勢力的主要方式是提高產品價格,市場勢力代表的是企業的提價能力。（3）行使市場勢力並不會導致企業喪失大部分顧客或大量銷售額,即企業仍然能保持顧客或市場對其產品的需求。根據以上分析,本研究將市場勢力定義為企業所掌握的高於邊際成本定價的價格加成能力,市場勢力越大,企業的價格加成能力也越大,圖8·5是對市場勢力所作的圖示說明：
圖8·5市場勢力的圖示
如圖8·5所示,不完全競爭市場中,需求曲線向下傾斜,企業選擇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時的產量所確定的價格,而不是像競爭性企業那樣接受市場給定的價格。此時,產出Qm對應的需求曲線與邊際成本曲線之間的垂直距離即為企業高於邊際成本定價的價格加成（Mark·up）能力,也即利潤最大化價格Pm超出邊際成本MC的部分（圖示Pm-MC）。
市場勢力主要來源於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價格與邊際成本的偏離。所謂市場結構,是指市場中各個主體之間市場關係的表現和形式,主要包括賣方之間、買方之間、買賣雙方之間以及市場內已有的買賣雙方與正在進入或可能進入市場的買賣雙方之間在交易、利益分配等各個方麵存在的競爭關係。在經濟學中,通常根據一些基本的標準對市場結構進行劃分,不同的市場結構類型決定了產業組織具有不同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按市場中商品的買者與賣者的多寡、商品的差別程度、進入的自由程度和信息的完全程度,將市場結構區分為完全競爭、完全壟斷、壟斷競爭與寡頭壟斷四種類型,這也是現代市場結構理論的主要劃分標準。從本質上看,市場結構是一個反映市場競爭和壟斷關係的概念。產業組織理論所考察的市場結構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麵,即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以及規模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