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變通，血氣方剛的少年之輩也許有人會誤認為這不過是卑怯的遁辭。因此不可不平心靜氣地加以思考。弘安年間，北條時宗刀斬元使，也許無妨稱之為義舉。然而此舉在弘安年間是義舉，但是如果讓北條時宗生活在明治年間斬殺俄英使節，而明治時期的人又羨慕北條時宗的義舉並仿效其行動的話，結果會如何呢？我們不得不稱之為狂舉。同樣是斬殺外國使節，為什麼古代稱之為義，現在稱之為狂呢？這又是時勢的變遷、文明的先後所致。把時代和場所一切考慮在外的時候，不論什麼事物，也就無所謂妥當與否了。變通的道理正在於此。福澤氏立論的要旨如上。由此看來，福澤氏並非不了解楠公，他比世間有見識的人對楠公了解得更詳細。然而最近所以出現眾說紛紜的批駁，是因為相互還沒有完全了解對方，而是以極端的論調爭論的。總之象社會上的報紙投稿人那種愛國的正義感固然十分旺盛，但他們看待外交上的困難不象福澤氏那樣確切；謀求國家獨立也不如福澤氏那樣深切；對時勢變遷的考察不如福澤那樣周詳，衡量事物的輕重不象福澤氏那樣明析，最終不免陷於細微末節的膚淺爭論。我想福澤氏並不怕輿論的喧囂，反而是在為我們日本國內的各種議論水平不高，正如這次爭論表現得十分淺薄而感到憂慮。
世間又有人用主張共和政治或耶穌教之類論調來批駁福澤氏。這是何等的迷惑啊！說福澤醉心耶穌教，主張共和政治，到底是在哪本書上寫的，又是聽什麼人傳出來的呢？福澤氏是民權的主張者，不喜歡世界上實行的專製政治。他公開倡導此說，指出主張上述說法的並不是我。自古以來，我們日本也有專製的流弊，人民的誌氣為之退縮，他們有恐懼心理不足與外國打交道，所以福澤氏素來的誌向隻在於努力糾正這種流弊，主張民權而防止偏重於國家權力，加強約法以發揚政府的權威，提高整個國家的力量，抵抗外國以保持我國的獨立。論述一切事物時，首先必須指出該物的區別。不論共和政治，耶穌教，民權，專製，哪一個都不是同一個東西。福澤氏特別厭惡專製的暴政。這也不限於福澤氏，舉凡人類可能沒有人喜歡它。豈能隻有一個福澤這樣的奇人厭惡暴政之理。還有宗教和政治又是完全不同的東西。關於宗教，福澤氏多年來也有論述，這裏不贅（此論若以社會人士揣度福澤的心理來聆聽，一定會大吃一驚）。另外，能夠說專製、暴政之類必定與君主政治相伴，民權、自由之屬一定是與共和政治並行的嗎？人們果真是讀了什麼書，聽了什麼人的談話，而作此主觀臆斷的嗎？下麵試加辯駁。
專製猶如熱病，政治好比人的身體。人身雖有男女老幼之別，但都會患熱病。政治雖然也有君主、共和之別，但都可能施行專製的惡政。隻是君主專製出於一人的意誌，共和的惡政成於眾人之手，二者雖有這種差別，但他們施行專製惡政的事實則沒有不同。這好象人身雖有男女老幼之別，而患熱病的事實則同。不論用什麼樣的主觀臆斷來作判斷，也沒有理由說患熱病一定限於男子，施行專製必定限於君主政治。
法國基佐氏的《文明史》說過，君主政治既可實行於人民墨守階級的印度等國，反之也可實行於人民群居而漠然不知上下之別的國家。或者既可實行於專製壓迫的世界，也可施行於真正開化的自由之鄉。君王正象一種珍奇的頭，政治風俗宛如身體，用同一個頭可接於不同的身體；君王恰如一種珍奇的果實，政治風俗好象樹木，同一個果實常常可以出現在不同的樹上。
以上並不是什麼奇談珍說。稍許有誌於學問的人早已應當了解這些事情，到了今天還用耶穌教、共和政治之類陳腐的西洋學說提出些許疑念，這必然是有所掩飾，可能是用一隻眼睛看東西的弊病。探尋一下其所掩飾的緣由，所謂人民同權就是共和政治，共和政治就是耶穌教，耶穌教就是洋學，不過是用自己的主觀臆度和想像把事物混同起來，說什麼福澤是洋學家，所以他的民權學說可能是我向來所想像的耶穌共和，從而一心一意要對之表示憤怒吧？這裏我要用通俗的語言來解除他的疑慮。人們常說，酒鋪掌櫃不一定是酒徒，點心店老板不一定愛吃甜食，世人從其店鋪門前走過，不要遽然評品其內部，不要窺測其店鋪而對其掌櫃發怒。這種憤怒雖係愛國的誠意，不是其個人的私心，但是這種人可以說是所謂有愛國之心，而不辨愛國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