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是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也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
王安石年少時喜歡讀書，記憶力很好，過目不忘，他才思敏捷，作文一揮而就，深得當時在朝為官的文學家歐陽修的賞識。慶曆年間考中了進士，初任淮南判官，後又任鄞縣令。在長期的為官實踐中，王安石對北宋的社會現實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當時，北宋麵臨著嚴重的內憂外患。北宋豢養了一百多萬軍隊，不僅有駐防京師以及分戍要地的禁軍，還有駐守地方的廂兵，還通過科舉製度、恩蔭製度和其他途徑，給予地主階級成員以廣泛的參政機會，因此官僚機構十分龐大。在這樣情況下，北宋政府每年要對軍隊、官員以龐大的財政支付，單是軍隊的年支總額，就占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六、七。統治階級日益腐化，揮霍浪費也越來越嚴重，加之每年還要對遼、西夏兩國供奉大量的銀兩和絹帛，所以北宋財政十分困窘。為了解決龐大的財政開支，統治者就加緊壓榨，百姓的負擔平白地加重了兩三倍，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許多窮苦的百姓鋌而走險，揭竿而起。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就是淳化四年（993）在四川爆發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北宋建立之初，統治者就按著“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並經常撤換邊境的駐軍，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雖然擺脫了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餘患，但使軍隊的戰鬥力大大減弱。雖擁兵百萬有餘，卻擋不住遼、西夏兩國的進攻，遼和西夏經常在邊境或至內地騷擾，北宋政府除了割地求和，納銀輸帛稱臣以外，沒有別的辦法，正所謂“積貧積弱”。麵對著這種形同危卵的局麵，王安石十分焦慮。他對百姓的疾苦表示同情，他對“積貧積弱”的現實深為不滿，他處心積慮地探索著擺脫“積貧積弱”的慘淡局麵。他也深知要改革，必須要動大手術，要擬定一整套改革的方案，否則無濟於事。不僅如此，而且還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阻力，朝野許多保守的官員，安於現狀，故步自封，根本就沒有改革變通的想法。仁宗朝大理寺丞範仲淹因倡導改革而被貶的悲劇，對王安石來說，還記憶猶新。但為了國家的富強，為了社會的安定，不改革現實是不行的，所以，他知難而進，仍不輟地探索。
嘉祐三年（1058）冬，王安石在提點江東刑獄任內，奉命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掌管財政的官員）。第二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擬定了一份萬言書呈給朝廷。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適合當世的亟變。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他主張廢除以文辭和記誦取士的科舉製度，官吏應從基層選拔。他認為現實財政困難的症結，不在於官吏之多和俸祿之厚，而在於理財未得其道。理財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憑借天下現有的人力物力，廣泛深入地挖掘財源，來滿足天下的消費。王安石把國家財政同社會生產緊密聯係起來，以發展社會生產作為充裕國家財政的先決條件，比單純強調縮減國家財政開支的議論，前進了一步，比範仲淹等人提出的變法主張也大大提高了。這封萬言書雖然沒有被宋仁宗所采納，但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稱讚這些主張極有見地，勢在必行，也有人竭力反對，認為王安石言功論利，背於聖人之教，是狂妄之徒。針對保守派的攻擊和謾罵，王安石據理力爭，因此冒犯了那些保守的達官權貴，受到斥責。這時正趕上他的母親去世，他便解職回家丁憂。皇上屢次征召他赴職，他都沒有去就任。他不想做一個屍位素餐、無所作為的庸官，他關注的是如何變法，改變內憂外患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