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著探尋人性的美與善
——讀賀紹俊《鐵凝評傳》
鐵凝是伴隨著新時期文學成長起來的著名作家，從代際劃分，她應歸屬於知青作家一類，但縱觀她的文學創作，又與這代作家有著鮮明的區別。無論是藝術觀念，還是創作個性，抑或在文學史進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她所表現出的是一個獨特的個案。她的意義在於給文學史的長廊中塑造出了一係列個性豐滿的人物形象，並為文學界提供了諸多關於敘事方式、敘事倫理等命題的思考。
1957年，鐵凝出生於北京，1975年，和同時代的知青一樣，18歲的她為響應政治的號召，被安置到河北某農村鍛煉。四年的農村生活，使單純的革命理想在麵對社會底層的艱窘困頓時發生了轉變，但樂觀豁達的天性使然，她並沒有多少受時代嘲弄的感覺，這段生活反而給她提供了一種走進底層，觀察人性的特殊視角。後來成為作家的鐵凝，每當提起筆來，腦海中湧現的便是那一幕幕恬淡清雅的農村場景和一位位清純可愛的農村女孩，知青生活成了她創作源源不絕的素材。所以她不像其他知青作家一樣，以強烈的控訴來表達對時代的憎惡，以聲淚俱下的道德訓誡來為自己受愚弄的青春討個說法，而是執著且敏銳地挖掘曾與自己朝夕相處的農村女孩心靈深處的美和善。曹雪芹曾說：女孩子們心中，埋藏著人類原始的多種美德。正如她的文學導師孫犁擅長描寫女孩子一樣，鐵凝也不遺餘力地表現這種“美德”，並創作出曾引起廣泛影響的《哦，香雪》和《沒有紐扣的紅襯衫》。盡管隨著人生閱曆的成熟，洞悉世態人情的力度在不斷深化，作品中以揭露和批判為主調的社會理念也日益增強，但鐵凝一直沒有放棄對純美人性的呼喚。
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曆經了三十餘年的顛簸與坎坷，在“傷痕”、“反思”、“改革”、“先鋒”、“尋根”、“新寫實”等令人眼花繚亂的旗幟指引下，一大批才華橫溢的作家耗盡他們一生的才情，將所有的悲歡榮辱係於文學。其間，由於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文學麵臨著來自政治意識形態、市場經濟和自身藝術變革的三重挑戰，作家隊伍分崩離析，經受住考驗的已是其中的佼佼者。鐵凝早期的作品缺乏波瀾壯闊的時代浪潮，也沒有錯綜複雜的宏大敘事，取材多是庸常生活中的純淨瞬間，力求在日常生活中發掘人性深處某些固定不變的美質。謝有順稱她是“發現人類生活中殘存的善”。“善”和“惡”人性的兩極，鐵凝的這種寫作姿態，注定要與當時以揭露和控訴為主潮的寫作潮流擦肩而過。因為在她成名之初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的文學思潮是以啟蒙敘事為主的，文學擔當的是引領思想、啟迪民智、開時代風氣之先的重任，而她的日常生活敘事，審美趣味是與當時讀者的審美期待不相吻合的，注定她很難進入文學場域的中心。沉寂於文壇名利場中的她，懷著對自身的深度自信和曠達、寬豁的處世態度，堅定守護著文學創作中的真善原則，執著探尋人性中的純美特質，最終免於同那些與當時節拍相一致的作家一樣，遭遇流星般迅疾而逝的命運。
讀《鐵凝評傳》是一場艱難但充滿刺激與誘惑的精神跋涉，在跟隨傳主和作者穿越三十年的文學史中，讓我重溫了那些激動人心的文學場景，部分補償了我對曆史的認知欲望。“鐵凝在人格統一的前提下，保持著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在現有的文化背景下，要使這三重身份，特別是前兩重身份和諧統一而不發生異化，這是一種很高的人生智慧。這三重身份，也給她提供了三種觀察世界的視角。”她的後期作品，將啟蒙敘事與日常生活敘事兩種敘事傳統進行了很好的融合，既符合了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避免了因偏狹、極端、尖銳而成為政治批判的靶子，但也減弱了文體的實驗性和革命性。在長篇小說《玫瑰門》、《大浴女》中，她以女性視角對女性自身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質詢，對男權社會也作了近似苛刻的審視，以聰慧的心靈感知時代脈搏的律動，以張揚美好人性的方式來遮蔽和對抗生活中的醜陋與汙濁。她寫出的，是一種人類普遍共有的情感，超越國別、民族和地域，雖烙印著鮮明的民族心理，精神內核卻能為全世界的讀者共同觸摸。這就是優秀的作家在書寫人性時表現出來的超越性。
著名學者唐弢曾雲“當代文學不宜寫史”，認為給活著的人作傳或排列名位，容易失之公允。但對嚴肅的批評家和文學史家而言，為活躍於文壇的作家寫傳，本身就是一種有效的研究策略，無論是資料的收集，還是對文學創作與發展的啟示意義，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性。謝有順說，一個作家便是一部簡明的文學史。尤其是那些曾參與了當代文學深度建構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某種程度上就是文學史發展的細節呈現，對他們進行共時性的研究，可以為後來者提供真實有效的依憑。本書作者賀紹俊先生是著名文藝理論家，他除演繹邏輯理論外，還原生活細節和刻畫人物形象的功力也讓人歎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