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寫作倫理”的致力建構，是謝有順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特點。他認為當前的寫作，“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但我們卻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並帶著希望的寫作，可見，作家的靈魂視野存在著很大的殘缺。中國當代小說慣於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快樂，唯獨寫不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為何寫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為在作家的視野裏，早已沒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正是這種缺失，要求作家要勇敢地書寫一種可以站立起來的人生，一種有力量的、有精神厚度的人生。人不僅在閨房、密室裏生活，還要在大地上行走，作家除了寫以個人經驗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還要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接受天道人心的規約和拷問。隻有從“密室”到“曠野”，建構起一個深度存在的、充滿希望的靈魂世界，文學才會具有強悍不可摧的精神之力，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不肯定這個世界。隻要我們還活著，就必須假定這個世界是有可能向好的方向發展的。你隻能硬著頭皮相信，否則，你要麼自殺，要麼麻木地活著。如果你還沒有自殺，那就意味著，你的心裏還在肯定這個世界，還在相信一種可以變好的未來。”凸現寫作倫理的另一個表現，是作家的取材與選擇。謝有順認為，當代中國作家普遍麵臨著“生活在並非構成自身經驗的生活中”的寫作困境，生活正被這個時代主導的公共價值所改寫，作家的個性被抹煞，突出的表現是當代青年作家不約而同地去寫奢華的生活，而對另一種生活集體保持沉默，那些底層的、被損害者的經驗完全缺席了。因此有必要重述一個作家的責任和追問能力。唯有對哲學意義上的“存在”的不懈追問，才能使作家拒絕認同片麵生活對整個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體關懷。
四
一個作家的精神根據地是支撐他寫作的動力之源，探究其所在，是打開作家創作秘密的有效通道。“寫作是記憶的煉金術。離開了記憶，寫作就會失去精神的地基。因此，童年記憶往往是一個作家寫作的原始起點。”他認為，“很多的作家，隻是把自己的出生地、成長地，看做是純粹地理學意義上的一個地方，事實上，出生地、成長地和個體人生之間的關係，絕對是一種倫理關係、道德關係——出生地和成長地的一事一物，都可以作為個體人生的見證人，記錄和刻寫下他曾經的悲傷與快樂。沒有一個作家可以擺脫對事物的記憶，因此，那些和自己的成長經驗相關的事物，就自然成了個人精神自傳的重要材料。”而一種有精神根據地的寫作，才是值得信任的寫作，在世界主義哲學盛行的時代，那些有根的“小地方”的經驗，照樣能把讀者帶到文學的遠方。故土記憶對寫作的重要性，在中外文學史上可謂不勝枚舉：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賈平凹筆下的商洛，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他們的代表性作品，幾乎都帶著故鄉的風煙氣息與精神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