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之路：彝族當代詩歌的精神軌跡
——以《第三座慕俄格》為例
彝族詩人是多民族作家隊伍中的一支勁旅，在當代文學的星河中，如璀璨的星辰，散落於滇、川、黔諸省的土地上。他們大多自小與山水為伴，沐浴於自然的靈光神韻，受襲於民族傳統文化之因子，及長，在現代性潮流的漫湧裹卷中，走出群峰手臂的牽挽，外出求學或闖蕩。獨特的知識承傳和人生經曆讓他們獲得返觀自身的多重視角：對自然童蒙經驗的深情回眸，對本民族優秀文化的熱情禮讚及對其在社會變遷中遭致異化的憂傷歎惋。《第三座慕俄格——21世紀彝人詩選》（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彙集了活躍於當代詩壇上21位彝族詩人的詩歌作品，其內容的駁雜、思想的深邃和精神的純粹顯現出豐贍的審美元素，給詩壇提供了一個觀察彝族當代詩歌的有效範本。
一、守望傳統的家園意識
家園永遠是詩人靈感的策源地。具有現代意義上知識分子身份的彝族詩人，他們在走出大山懷抱，融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會自覺地承擔起闡揚本民族古老文化和與其他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重任，扮演著溝通古今、傳達神諭的信使角色。迥異的文明形態給他們提供了審視自身的機會，其中對傳統的守望，對家園的回眸，成為他們普遍的文化策略，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對具象化家園的聚焦。彝族當代詩歌常以土地為母本，通過營造“火塘”、“石頭”、“女人”、“索瑪花”等意象，抒寫人與自然之間割舍不斷的情愫，表達詩人對和諧自然與美好家園的眷戀。如倮伍拉且的《我的思想與樹木莊稼一同生長》：“……麵對著南方的大海北方的雪原/我的聲音空空蕩蕩的聲音裏/卻沒有一點點快樂的音調/其實歡樂也一樣哭泣也一樣/隻有在大涼山我才能夠真實的表達和歌唱/從平壩到山梁/從冬天到春季/穿過密林走過峽穀/雨水和雪花潤澤我的身軀我的靈魂/我的思想/大涼山廣袤的土地上/我與每一棵樹木每一棵莊稼一同生長”詩人的思想隻有依托大涼山的“平壩”“山梁”“密林”和“峽穀”，才能與“樹木”“莊稼”“一同生長”，相反則是“麵對著南方的大海北方的雪原/我的聲音空空蕩蕩的聲音裏/卻沒有一點點快樂的音調”，在對自然物象的表現中，建立人與萬物之間隱秘的內在聯係，賦予詩歌一種石頭般堅硬的品質和大地般寬闊的特征。“火”也是彝族當代詩歌中常見的意象，火塘、鍋莊、木炭等在彝族人日常生活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是火讓人類反抗襲擊，獲得健康，找到光明，抵製黑暗。吉狄馬加的《彝人談火》、普馳達嶺的《木炭彝人》和倮伍拉且的《永不熄滅的紅紅的火》等都將火作為力量、激情與民族化心理的象征，反映出彝族人精神深層的火圖騰崇拜和偏於陽剛的民族性格。相反，在對格桑花、索瑪花、蕎麥花和白雪等柔美意象的傾力書寫中，又展現了這個民族多情的一麵。阿蘇越爾、霽虹等人的詩歌，通過對村莊、自然默然靜視的描寫，在遐想天邊的流雲、注目移動的羊群、撫摸蒼老的山岩、遠眺奔逝的江水中，以呢喃細語抒發了一個彝人對溫暖家園的渴望。
第二層是對民族文化心理的呈現。家園是一個寬泛的概念，除去那個生長於斯的衣袍之地，可以延展為一種更深厚的文化心理指涉。彝族詩人在多重審美視角的觀照下，通過比較建立起的文化自信，成為他們致力張揚的集體意識。吉狄兆林的《諾蘇》：“風要我黑，我就黑/我的黑，和火塘邊的鍋莊的黑是一個媽生的/我不說/我是死了，要用火燒掉的人/雨要我白，我就白/我的白，是繞山的遊雲白給太陽看的那種白/我不說/我是死了，要葬在那山頂的人/為什麼我的眼裏不含淚水/因為我的名字叫諾蘇”，詩歌采用了黑白兩種對比的元素，顯現出彝族群體的文化人類學特征，尤其最後一句對詩人艾青名句的改寫，使詩歌的整體精神上到一個更高的境界。阿卓務林的《阿卓務林》，在羅列了自己一連串漢名、乳名、外號之後，認為“這些名字/都平淡無奇，波瀾不驚，毫無創意，一點也不像/活生生的我。但阿卓這兩個字，我一直把他視若/不可轉讓的傳家寶，因為它曾是我祖宗的名字”。所謂身體發膚，受之父母，名字也是一種獨特的文化標識，固守著自己頗具民族色彩的名字，也就意味著守住了民族文化之根，這種文化心理在他的《西朵拉達》中也有著鮮明的體現。吉狄馬加的《自畫像》：“我是這片土地上用彝文寫下的曆史/我是一個剪不斷臍帶的女人的嬰兒/我痛苦的名字/我美麗的名字/我希望的名字/那是一個紡線女人/千百年來孕育著的/一首屬於男人的詩……”，詩人在對民族母體本源作了反複陳述之後，發出熾熱的呐喊：“啊，世界，請聽我回答/我——是——彝——人”，流露出強烈的民族心理意識。同時，阿諾阿布的《慕俄格》和阿庫烏霧的《口弦》等，從不同角度對彝族的曆史、民俗作了傾情回顧，彌漫著對曆史的反思眷戀，寄寓著濃鬱的民族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