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紹康的本職是教育工作者，教育領域也是他寫作的主要題材之一。在《我愛小豬》中，他以某重點中學語文高級教師夏羽之利用課餘時間在家給學生補課搞創收（俗稱“背小豬”）而引發家庭矛盾為線索，將教育產業化和惡性競爭之後的基礎教育現狀揭示開來。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學校已不再是聖潔的場所，很多教師不得不放下清高的架子而認同於市場經濟的運轉法則，職稱評定中的貓膩，優秀教師的流失，教育公平性的失衡，學生不堪承受壓力而選擇自殺的道路等等，批判的鋒芒直指當前基礎教育的弊病，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意義。《魏一民城市浮沉記》講述的是某中學名師魏一民因一次意外得知了校長受賄的隱私而在教育體製改革中被校長收拾出局後，在陌生城市晃蕩的經曆。心情抑鬱的魏一民經受不住欲望的衝擊而在一次偶然中墮入煙塵，從此欲罷而不能。一次在出租車上意外地拾到富婆譚婕落下的手提包，便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在譚婕色與財的雙重誘惑下，他心理的最後一道防線轟然倒塌，放棄了多年為人師表養成的清高和自尊，而甘心做被富婆包養的“白臉”，完全成了肉體和金錢的奴隸。魏一民在欲望城市的沉浮中，也有過靈魂自省的時刻，可他的自責是乏力的，僅是道德層麵的自贖，內心深處依然對城市的浮華懷著深深的眷戀，對自己戲劇般的“南柯一夢”意猶未盡，咂摸不已。小說的批判意義超越了教育行業，指向整個光怪陸離的社會，指向這個因過度追求文明開放而導致病態和畸形繁榮的現代社會。
段紹康小說的觸角還延展到對官僚主義的批判，但就藝術性而言，並沒有揭露底層民眾艱辛的生存世相那麼深刻，也沒有刻畫教育行業扭曲的眾生相那麼形象可感。《縣長扶貧戶》以縣長秘書“小楊”的口吻，敘述了一次陪縣長下鄉途中遇到因家庭貧困而即將輟學的畢花及她的父親畢萬發，在弄清情況後，縣長決定與畢家結成扶貧對子，資助畢花念書。後來縣長又派“我”去考察，看能否為畢家做點什麼。正當“我”與村主任、畢萬發商議如何改變石蛋村的落後麵貌時，卻不料後院起火：畢萬發的老婆和舊情人私奔了！於是三人挖空心思想盡一切辦法來掩飾愈發破敗的畢家，以應付縣長隨時可能到來的視察。小說以荒誕的結尾收束，在他們提心吊膽、四處忙碌的時候，縣長調走了！原來的許諾隨著一紙調令煙消雲散，作者以黑色幽默般的書寫，揭示了為追求政績工程而流於形式的官僚作風對底層民眾戕害之深，讓人思索良久。而另一篇小說《村官李冉》，將題材伸進“大學生村官”這一新興群體，借“村官”李冉上任後為帶領當地群眾尋求脫貧路子而遭遇的一係列挫折，展現了一幅基層社會紛繁複雜的麵貌。可這篇小說仍存在著一些藝術缺憾，不但村主任曹萬華為給李冉說情而當眾給瞿副鄉長下跪這一情節缺乏情理邏輯，就連最後李冉的“平反”也是靠著同學彭呈的父親親自“過問”才解決的，在一個直接觸及體製變革，最能體現作家洞察力的地方，作者采用了虛化和回避的態度，文學的意義指向性遭到了削弱。
段紹康的小說創作幾乎都與鄉村有關，意在揭示鄉土中國的苦難，他不回避敏感，直麵現實的勇氣和探索精神值得敬佩。但小說僅停留在對社會問題的表現上，作者寫出了底層的苦難，卻無法挖掘苦難背後的根源，寫出了底層人的不幸，卻隻能哀而不敢怒，難以論證其抗爭的合法性。批評家李雲雷對“底層文學”的代表作家曹征路評論時指出：“不僅在於他（曹征路——筆者注）關注著更寬廣的世界，也在於他與中國最底層的民眾在一起思考著底層的出路與中國的出路，他以尖銳的方式將時代的‘核心問題’呈現在人們麵前，讓人們不得不麵對，不得不思考，在這樣血性的文字麵前，在時代的血與淚凝聚成的‘美學’麵前，任何精致的、優美的‘藝術’都黯然失色，它帶給人們的不是享受或‘好看’，而是一種‘震驚’，它以粗糙的手揭開溫情脈脈的麵紗，讓人們看到一個沉默的世界的傷痕與力量，讓不為人知的暗啞的聲音破口而出。”將這段話移植給每一位關注底層文學的寫作者，都將是一種激勵與方向。如何將目光更多投向底層人的心靈世界與精神處境，認識並挖掘底層所蘊藏的特有內涵，實現從物質表現層麵向精神根源層麵的深化與挺進，是值得眾多寫作者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