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楊楊的文學創作中，散文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尤其是長卷散文，更是他情有獨鍾的一種文體。彩雲之南的名山大川、奇風異俗、幽深曆史和絢麗文化，為他縱筆滇南高原提供了盡情馳騁的舞台，那些沉睡於曆史卷宗中的人物，那些曾一度影響了中國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那些在數千年時光深處積聚起來的浩然正氣，經由楊楊的踏勘、補證、辨析、呈現，逐漸聚攏為一種強勁的文化精神。楊楊是一個非常迷戀曆史的作家，多年來對各種史料孜孜不倦的閱覽鑽研，足以把一名青年變成皓首窮經的老者，所幸他充滿靈性的文學之心並沒有被浩繁的史料所束縛，而是以讀史豐厚學養，以漫遊大地的灑脫，捕捉那些飄渺得難以尋覓的靈感。他是一個善於挑戰自我的作家，喜歡選擇浩大與深邃的題材來磨礪自己。《昆明往事》的寫作便是一個例證，顯示了楊楊駕馭大型題材的實力。昆明是1982年經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首批24個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著數千年的曆史文化積澱，無論是曆史底蘊、人文風景，還是它在中國曆朝曆代的綜合影響力，都足以寫成一部皇皇巨著。楊楊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從昆明的陽光入筆，寫到如潮水般湧來的花海，以一種低調的方式走進昆明“緩慢”與“疏懶”的生活之中，然後筆鋒一轉折進曆史的深層，敘述這片土地上那些開疆拓土的功臣及其創造的不朽功勳。為了將二千四百餘年的昆明曆史敘述清晰，他選擇了“一座城市的幾個關鍵時刻”作為曆史的標杆，並沿著時間之河逆流而上，刨開古滇國的“青銅之光”，回溯南詔曆史的文治與武功。站在元朝的“大城”之上，他為傑出的回族政治家賽典赤·瞻思丁治理雲南時的忠君愛民之心所震撼，為阿蓋公主千古絕唱“孔雀膽”的淒美愛情所感動。時光跨過明清兩朝，昆明城的擴建與修繕，是由人性與神性澆築而成的，既承蒙天意，又順應民心。近現代曆史上，昆明又一次迎來了它揚眉吐氣的時刻，在這裏，成功地打響了反對帝製的槍聲，使雲南走在了呼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全國前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植於三迤大地。而1938年，正當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踏遍華夏河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從遙遠的北方遷至昆明組建西南聯大，更是把全國的文化中心整體性南遷，既為當年的一大批精英學子驅逐了可怕的寒意，為他們獲得暫時的避身求學之所，也為中原文化與雲南邊地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創造了絕佳的條件。楊楊的文字是詩意的，有一種抑製不住的激情與熱量，為了觸摸這座曆史文化名城令人心動的細部，他無數次瞻仰昆明的象征——金馬碧雞坊，無數次到昆明的心靈之湖——滇池畔澡雪精神，並且對西山、翠湖、地藏寺、金殿、筇竹寺、大觀樓、圓通寺、黑龍潭、陸軍講武堂等最具昆明精神文化特色的景點的觀瞻中，或牽出一段催人淚下的淒美愛情，或挖出一則感人至深的曆史傳說，或引出一件件蕩氣回腸的傳奇往事，讓讀者在飽覽曆史風光、咀嚼人文藝術的同時，不由自主地憧憬“新昆明”令人神往的未來。
應該說，曆史文化散文的寫作大致離不開曆史的當代化和山水的人文化這兩個意象，楊楊的寫作也是如此，他既在浩瀚的史學海洋中漫遊，汲取傳統文化的滋養，又有著鮮明的當代意識，善於化精神於無形，化古意為今用。在長卷散文《朱德與雲南》中，楊楊寫下了一個偉大紅色傳奇在滇南的開篇。雲南是成就朱德一生豐功偉績的起點，從陸軍講武堂做學員開始，朱德一步步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他在昆明參加重九起義和護國戰爭，最後拉著隊伍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建立了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足跡踏遍了雲南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滇南的風光人情，更是為他的革命生涯增添了不少亮麗的色彩。雲南在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可供書寫的曆史往事不勝枚舉。為重現朱德一生的戎馬生涯，楊楊不僅翻閱浩繁的曆史卷冊，而且多次到朱德曾經戰鬥和生活過地方尋找偉人的足跡，感知曆史的體溫，以親曆性的審美體驗增添作品的曆史現場感。《通海秀山》是楊楊又一部奉獻給家鄉的作品，此書以秀甲南滇的曆史文化名城通海及境內名勝秀山為對象，以從容不迫的敘述口吻，充分調動曆史中的文學性因素，發揮散文在敘事、抒情、說理、議論中的文體優勢，融山川景致描寫、人物事件敘述、詩文楹聯評析於一爐。在寫作中，楊楊顯示出了宏博的曆史文化知識，那些年代、曆史、佚事、傳說早已在其心中膠合發酵，隻待擇機而出，全書寫得深度迭現，才思張揚。《大河之口》大致沿襲了前幾部長卷散文的寫作思路，隻不過敘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在作者的實地踏訪之中，一座邊城的曆史秘密一一浮現在讀者眼前，真實地在現了滇南重鎮河口塵封的傳奇往事。《關於玉溪》是楊楊及其合作者留存玉溪記憶的書，通過對玉溪曆史的重述及對其現實的深度解讀，使玉溪深具特色的一道道曆史文化坐標得到凸顯和挺立。在多部長卷散文中，楊楊都非常重視現場感，即便是那些遠去的人與事，也在他鍥而不舍的尋找中，得到一一複活。這種倔強、執著的寫作姿態，暗含了作者對文學精神的信仰與守護。與生命關聯的寫作是痛苦的，也蘊含著常人難以體察到的快樂，在當下投機取巧的寫作遊戲盛行的潮流中，楊楊的寫作方式多少顯得有些矯矯不群。
縱觀楊楊的寫作，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紀實文學，都沒有脫離通海、滇南和雲南的範疇。他把文學之根緊緊紮向雲嶺大地的縱深之處，以文字營造了一片充滿誘惑的滇南土地：杞麓湖的水波，三聖宮的木雕格扇門，六一村的小腳老太，秀山的詩詞楹聯，甚至大地震後的滿目瘡痍等，讓人迷戀，讓人神往。厚實的南高原也給予了他豐厚的饋贈，為他贏得了社會的廣泛認可與尊重。相比較那些充斥文壇虛浮無根的作品，楊楊的重要性與獨特性是顯而易見的，他敞開了一名寫作者麵向大地的視覺與聽覺係統，以匍匐的方式傾聽大地的呼吸，回應曆史的聲響，提升了雲南文化從約定俗成的民族性、地域性走向更高審美維度的可能性，為雲南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新鮮而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