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山地、平原、森林等自然地貌往往交錯在一起，難以截然分開。對於蒙古各部族而言，決定他們生存空間的第一需要，不外乎食物與水源，而尤以後者的影響最明顯。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之源，對於牧業民族來講也是如此。每一個部落及其牲畜都離不開充足的水源。是否具有充足的水源，無疑是選擇其居留區的首要條件之一。原始遊牧民族缺乏人工鑿井的技術，於是，天然地表水彙集之處如河流湖泊的附近，便成為部落禹兒惕最集中的地區，很多部落都居留在河流沿岸。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蒙古高原上地表水源分布格局，與草原部落集團的分布格局是基本一致的。
以韃靼部落集團以例，韃靼部的根本禹兒惕便在貝加爾湖附近。另據《史集》記載：“據說，塔塔兒、朵兒邊、撒勒隻溫和合塔斤諸部聯合在一起時，他們全都住在幾條河的下遊。這些河彙流成昂可剌—沐漣河。這條河非常大；河上住著被稱為兀速禿—忙渾的蒙古部落……該河鄰近一座名為康合思的城，並在那裏與謙河（葉尼塞河）彙流。”又如斡亦剌惕部落。“這些斡亦剌惕部落的禹兒惕和駐地為八河地區。在古代，禿馬惕部住在這些河流沿岸。諸河從這個地區流出，（然後）彙成一條名叫謙河的河；謙河又流入昂可剌—沐漣河。這些河流的名稱為：闊闊—沐漣、溫—沐漣、合剌—兀孫、散必—敦、兀黑裏—沐漣、阿合兒—沐漣、主兒扯—沐漣和察罕—沐漣。”
我們從上述記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由水係為核心而形成的幾個自然小區。如葉尼塞河流域居住著乞兒吉思部落。“乞兒吉思和謙謙州為相鄰的兩個地區；這兩個地區構成一個地域。謙謙州是一條大河，這個地區一方麵與蒙古斯坦相接，它的一條邊界與泰亦赤兀惕諸部所在的薛靈哥河流域相接；另一方麵與一條稱為昂可剌—沐漣的大河流域相接，直抵亦必兒—失必兒地區邊境。謙謙州的另一方麵與乃蠻諸部所在的地區和群山相接。”《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第245頁。色楞格河流域又是草原部落十分重要的聚居地。“蒙語薛涼格—沐漣，由發源於蒙古地區杭愛嶺東北麓的其洛圖和額德爾兩河彙流而成。它流經貝加爾地區的最富饒的地區，因此，兩岸聚集了當地最稠密的人口。”
聞名世界的曆史巨著《馬可波羅行紀》曾細致地描述當時蒙古族人的生活狀況：
韃靼冬居平原，氣候溫和而水草豐肥足以畜牧之地。夏居冷地，地在山中或山穀之內，有水林牧場之處。其房屋用竿結成，上覆以繩，其形圓，行時攜帶與俱，交結其竿，使其房屋輕便，易於攜帶。每次編結其屋之時，門皆向南。彼等有車，上覆黑氈，甚密，雨水不透。駕以牛駝，載妻兒於其中。婦女為其夫做一切應做之事，如買賣及家務之事皆屬之。蓋男子僅為打獵、練鷹，作適於貴人之一切武事也。彼等以肉、乳、獵物為食，凡肉皆食，馬、犬、鼠、田鼠之肉，皆所不棄，蓋其平原窟中有鼠甚眾也。
研究者認為：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民族即以不斷遷徙為生活之常態。如格魯塞認為：“從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紀末期，他們在理論上可以已經區分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漁獵部落。從蒙古—西伯利亞的邊境上，蒙古人的家確實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帶（不遠處是沙漠）和北部森林地帶之間的馬背上……草原部落，特別是遊牧的部落，為追逐草場而作定期遷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國人（不正確地）稱為‘禹兒惕’的氈製帳篷。”但是，隨著蒙古民族的統一與力量壯大，他們的足跡再也不會局限於草原之內了。追隨著蒙古騎兵的兵鋒所向，蒙古民族也離開了大漠南北，奔向了更為廣闊無垠的歐亞大陸，開始了真正具有世界影響的民族大遷徙。
征塵落盡即為家：蒙古族的南遷與分布狀況
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
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
——《元史·地理誌》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光輝曆史的開創者，他率領的蒙古騎兵創造了世界軍事史的奇跡。他的軍事才能享有極為崇高的聲譽，如誌費尼就稱讚說：“說實話，倘若那善於運籌帷幄、料敵如神的亞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時代，他會在使計用策方麵當成吉思汗的學生，而且，在攻略城地的種種妙策中，他會發現，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1206年蒙古汗國統一之後，很快便開始四處大舉攻伐，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建立起疆域遼闊的蒙古大帝國。1227年，在成吉思汗病死後不久，西夏國滅亡。1234年，在蒙古與宋朝軍隊的夾擊下，金哀宗自殺，金朝滅亡。1253—1254年，蒙古軍隊攻陷大理等段氏政權中心城市，段氏大理國被征服。1276年，宋廷殘部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向蒙古軍隊交遞了降表，南宋國亡。至此，蒙元王朝的疆域拓展取得了全麵的勝利。
疆域拓展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各民族人民較大規模的遷移運動。同時，蒙古族作為統治民族，為控製幅員遼闊的疆域，必須分布於各地，因此，當時遷徙運動的主導部分就是蒙古人的內遷運動。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結論，元代蒙古人南遷的形式主要有如下幾種類型：
（一）征戰戍守。這是蒙古族人南遷的主要原因。蒙古族社會組織的重要特便是兵民合一，“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子都有義務從軍出征，而且出征之時，所有家眷均隨軍轉遷，“以營為家”，家眷老小組成的後勤保障集團特設“奧魯（蒙古語‘老小營’之音譯）”統管。也就是說，蒙古軍隊征戰到哪裏，其家眷也就跟隨著哪裏，軍隊駐守之地也就成為蒙古軍人家庭的遷居之地。蒙古軍隊長期戍守之地，也勢必成為蒙古部族新的遷入地。隨著蒙古軍隊的節節勝利，蒙古部族也遍布長城內外，大江南北。
（二）分封藩鎮。從大蒙古汗國創建伊始，成吉思汗便將大片領地分封給親族與功臣。蒙古親王與貴族大都領有大批蒙古牧民，分封之時，必然引起規模不小的人口遷移。元朝建立後，忽必烈及後繼的皇帝也分封自己的皇子為王，分鎮一方，諸王的部屬必然隨之轉遷四方。
（三）為官出仕。為維護本民族的統治地位，元朝官府特別規定，各地最高行政長官——達魯花赤均由蒙古人擔任，大批蒙古官員及其家屬在長期仕宦生涯後，往往會選擇某一地定居下來，從而轉為移民。這類事例不勝枚舉。
（四）遇難流離。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蒙古草原的牧民被迫南遷避難，每次大災過後，南遷的蒙古災民的數量常達數萬甚至數十萬之多。南遷之後，許多牧民在漢地留居下來，有些甚至充當回回人的奴隸，也構成了一類特殊的移民。
（五）獲罪流徙。根據元朝法律，包括蒙古人在內的“北人”犯罪後，往往被遠處南方邊遠之地。如元朝官府將許多曾參與叛亂的蒙古族將領與士兵遷到江南地區，並集中於一地以便於管理，這些蒙古族將士及家眷往往在當地定居下來，形成了特殊的移民。
筆者以為：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樣，在上述幾類遷移類型中，影響最大、最具研究價值的還是第一種方式，即征戰戍守，也就是我們探討的主要內容。與大多數遊牧部族相仿，蒙古部族在社會組織上的一個突出特征，便是兵即是民，民即是兵，兵、民合一。據《元史·兵誌》所載：“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簽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元朝軍隊民族成分十分複雜，大致依其民族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新附軍等幾類。
諸軍之中，以蒙古軍在鎮戍製度中最為穩定，“以營為家”。這些蒙古軍士在征戰過程中均攜帶家眷同行，“盡室而行”。與蒙古軍製相對應，蒙古部落中很早建立了“奧魯”製度。與蒙古騎兵相伴而行，是由老幼婦女們所組成的“營盤”，或稱為“老小營”，由此，蒙古軍隊的征戰曆程，也就可視為蒙古部落的遷移運動。同時，遷入中原各地後，“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很自然地成為當地居民的組成部分。姚燧：《千戶所廳壁記》，《牧庵集》卷六，《四部叢刊》本。因此，蒙古軍隊的部署與其民族人口分布有著直接而緊密的關係。通過理清其軍隊布署情況，我們就可以從一個側麵了解當時蒙古民族的分布狀況。
究其大端而言，元朝蒙古族兵士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宿衛京師與皇帝行宮的禁軍，一為分布於全國各重鎮的戍兵。《元史·兵誌》又稱：“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元製，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製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哉！”關於元代宿衛兵士數量上變化，該《誌》又稱：“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每敝於此焉。”由此可知，元代宿衛軍士的數量相當可觀，因之聚集於元大都（今北京）及各行宮之地的蒙古軍及其家眷的數量也不可低估。
元朝占領中原地區後，最高統治者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鎮戍製度，派遣蒙古軍士分別駐守天下重鎮。又據《元史·兵誌》所載，關於元初對天下屯戍之地的規劃與確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後。如“（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定軍民異屬之製，及蒙古軍屯戍之地。”（按這應是元朝鎮戍製度形成的標誌）“士卒以萬戶為率，擇可屯之地屯之，諸蒙古軍士，散處南北及還各奧魯者，亦皆收聚。令四萬戶所領之眾屯河北，阿術二萬戶屯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