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語言（大部分已經被簡化，為外國人提供了便利條件）已經變成了所有文明社會通用的語言。
即使是一直懷著強烈偏見、抵製外族一切的猶太人，也被迫接受了簡單易學的希臘字母的讀寫方法。
雖然四部福音書的作者都出自猶太種族，但他們卻是用希臘文來完成自己的作品的，而沒有使用自巴比倫流放回歸後，取代希伯來語的亞蘭語白話。
為了消除羅巴（當時被人們公認為世界的中心）的影響，希臘人把自己的勢力彙集到一個有著強大競爭力的城市亞曆山大裏亞，這個名字是按照馬其頓的那位英雄的慣例命名的。它位於尼羅河口，與在耶穌誕生以前就已經消失的著名的埃及文明中心相近。
希臘人才華橫溢，狂熱而又好奇地把人類所有的知識做了一番認真的考察和分類。另外，他們還做了成功與失敗的每種可能發生的經曆的嚐試。
他們清晰地記得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當時，他們的小城邦成功地擊敗了強大的波斯國王的軍隊，使整個歐洲免遭外國侵略者的進攻。他們也必然能回憶起其他的時代，由於他們的自私與貪婪，他們的國家很快就被組織更加嚴密的羅馬強權所吞噬。
然而，一旦當希臘人失去了政治領域的獨立，希臘人便在那些僅在幾年以前征服了與自己的同時代的羅馬人的教師，並且得到了更大的威望。
由於經曆過生命中所有的快樂，希臘的智者已經得到這樣一種結論（我們是在一個稱為《傳道書》的作者那裏了解到這一點的）：
一切都是空虛的，如果生命沒有精神上的滿足，就是不完滿的，而這種精神上的滿足，並不是建立在塞滿黃金的屋子或是充滿東印度群島所有財富的閣樓的基礎上的。
希臘人把一切結論都建立在嚴格的科學依據上，而不是把太多的欲望寄托在對不可預知的未來的預言上。
他們把自己充滿智慧的領袖稱為哲學家或是“智慧之友”，而並不像猶太人那樣，把這類人稱為“先知”。
但是，生活在雅典的蘇格拉底人與巴比倫的“無名先知”之間，有個非常重要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按照自己內心的信念努力去做所有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而不會顧及同胞們的偏見和謠言。
他們真誠地把正義的信念傳給自己的鄰居，那是一個人們從中發現自我，並可以使自己變成更加人性、更合乎情理的棲息地。
他們當中有些人，比如犬儒學派，奉行的原則與生活在猶地亞山裏的艾賽尼派的原則一樣苛刻。
斯多噶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人則更加務實，他們在皇宮裏講授自己宣傳的學說，並且經常被聘為羅馬富豪的子女的私人老師。
但是，無論是哪一派的人，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理念。他們深知幸福完全依靠內在的理念，而不是外部的遭遇。
在這些新出現的學說的帶動下，希臘和羅馬的各種神立刻喪失了在民眾心中的威懾力。
首先是社會的上層，他們拋棄了古代的神廟。
比如愷撒和龐培，即使通過祭拜朱庇特的方式並仍舊實施所有規定的祭拜儀式，但是，他們對那個高居在奧林帕斯山的天空中的威猛的雷神的故事，隻是當成一個可以教育小孩和台伯河對岸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們的神話故事。但是，那些受過教育以後會用大腦思考的人如果嚴肅地看待這種神話故事，那麼這些故事就顯得太荒唐了。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所有人都具有聰明才智和高度的思維能力。自從羅馬站在曆史的舞台上，我們隨處可以看到戰爭暴發戶。
作為一個擁有三百多年曆史的世界中心，對於陌生的國際社會來說，它擁有巨大的魅力，就像人們肯定移居到紐約、倫敦或是巴黎這種繁華的城市一樣，人們在那裏可以比較輕鬆地在社會上獲得成功，也不會被別人問及個人身世這種尷尬的問題。
在征服歐洲以及西亞的大片新土地的過程中，大量貧窮的羅馬人變成富有的鄉紳。他們的子女們進入了時尚的上層社會，這個新階層視宗教問題為一個最新的時尚問題。
他們在淳樸的斯多噶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的學術中沒找到有吸引力的東西（更不用說像第歐根尼那種固執狂了，為了方便，他執意要生活在一個破舊的木桶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