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律王執政時期，居住在拿撒勒的
木匠約瑟與妻子瑪利亞生下了一個兒子，
猶太人叫他約書阿，希臘鄰居稱他為耶穌。
公元117年，羅馬一位偉大的曆史學家塔西佗正在解釋剛剛發生在帝國境內的一個迫害新教派的事件。
他並不是尼祿皇帝的好朋友。但是，他仍然竭盡全力解釋這個特殊的酷刑。
他這樣寫道：“皇帝用各種異常殘忍的方式折磨那些人，這些人由於做了很多壞事而遭到人們的憎恨，群眾把他們叫做基督徒。他們說的基督，早在提貝裏烏斯皇帝執政時就被本丟·比拉多判處了死刑，比拉多當時是猶地亞這個遙遠的亞洲行省的一名總督。盡管他一時受到限製，但是，這種恐怖而又令人憎恨的迷信又一次盛行起來，不但盛行於猶地亞——罪惡的起源地，而且在羅馬城也是如此，不幸的是，似乎世界上所有可恥的與不道德的事情都彙集到了這裏。”
塔西佗以一種非凡的態度解釋了整個事件，猶如一位1776年的英國記者提到的某次發生在大英帝國的一個遙遠的殖民地爆發的革命，但是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太重要，因為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塔西佗並沒有真正了解被他這樣輕視的“基督徒”或是“以他們得名”的基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
在一個像羅馬帝國一樣龐大而又複雜的國家裏，經常有許多麻煩，在大多數規模較大一點城鎮中，我們都會發現當地的猶太人在喋喋不休地爭吵，他們經常會激怒當地的行政長官，這些猶太人把因對某些讓人難以理解的法律執著和忠誠而引發的各種爭執不斷地展現在他們麵前。
那個被人們議論紛紛的基督，也許曾經是加利利或猶地亞地區一個不知名的小教堂裏的布道者。
除了尼祿皇帝是一個殘暴之人以外，必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可能性。從另一方麵來看，如果能對這種事情不太過分寬容也許會更好。對於塔西佗的擔心來說，問題最起碼被平息了。
他再也沒有提到這個不招人待見的基督教派，他的全部興趣屬於學究式的，就像我們現代人可能會了解一下加拿大的騎警與奇怪的俄羅斯派別間的各種問題，這些人生活在那片巨大的森林和穀地國家的西部。
那個時期的其他的作者提供的相關資料也讓我們明白更多的事情。
猶太人約瑟福斯，在公元80年發表了一部關於自己國家的詳細的曆史巨著，他提到了本丟·比拉多以及施洗約翰，但我們卻沒有在他的最初版本的著作中看到耶穌的名字。
生活在提比利亞的朱斯圖斯，是和約瑟福斯在同一個年代寫作的，盡管他對公元前後長達兩個世紀的猶太曆史非常熟悉，但是，他顯然也從來沒有聽到過“耶穌”這個名字。
關於耶穌，所有同時代的曆史學者都保持沉默，我們知道的完全依靠《新約》中的前四卷書，人們稱之為《四福音》，這是一個古代英語詞彙，是“好消息”的意思。
就像《但以理書》、大衛的《詩篇》和《舊約》的許多篇章一樣，這四部福音書也都有各自的想象的作者名字。
它們是按照使徒馬太、路加、馬可以及約翰的名字來命名的，但是，這些早期的使徒們好像根本不可能與這些著名的作品有任何的聯係。
福音書的主題仍舊被深深地藏在迷霧中。數百年以來，盡管它是最受人們愛戴的學術研究題目，但是，沒有任何一種爭論能比與神學相關的爭論更加沒有意義的了，因此，我們得不到肯定的觀點，隻是用幾句話盡量解釋清楚為什麼神學話題會引起這麼多的爭議。
當然，對於現代人來說，在很小的時候就必須追求確鑿可信的印刷紙漿（包括報紙、書籍、菜單、電話簿、時刻表、電報、信函、護照、所得稅表冊，等等），關於耶穌的真實事件，如果沒有那個時代的文字證據，可以說是難以置信的。
但是，我們站在從曆史的角度看，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或是值得驚訝的。
《荷馬史詩》是在行吟詩人消失了幾百年以後才被書寫下來的，那些詩人從一個小村莊流浪到另一個小村莊，向羨慕他們的年輕希臘人吟唱赫克托爾以及阿基裏斯的光榮事跡。
在早期，當人們掌握的知識隻依賴於口頭相傳時，他們就創造出了一種異常準確的記憶力。父親會把曆史全部講給兒子聽，就像現代人會通過書麵文字全部傳授給自己的後代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