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曲徑煙深，路按杏酒花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一切人間的凡俗氣息都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隻剩一團清氣彌漫於其間，於是一切看起來超塵絕俗。而這種對凡俗世界的超越，又必須借助自然清境來表現，用莊子的話來說，尚是有所待。自然景色經過了高純度的過濾，隱去了不如人意的地方，運用自如的清詞麗句透露出刻意的人工安排。他曾這樣描述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山；山倚精廬，鬆下時時清梵，人稱非僧非俗。”既不枯寂，也不熱鬧，既在世間，又得出世之福。類似的句子也很多，如：
高人品格，既有愧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慢世。
催租吏隻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運達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招賓留客，為歡可喜，未斷塵世之攀緣；澆花種竹，嗜好獨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道人好看花竹，寄托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不染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寞無令太枯。
白仲奇窮，悍婦同於馮衍；德園高隱，孤居頗似王維，我固當勝之。
癡矣狂客，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盈座，簪裾盡入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燭熒熒，且耽夜酌；爨煙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攢眉，老來彌堪鼓腹。
他也並非真的能超越塵世，現實生活的種種仍使他不安，前麵我們曾引述過《鄞縣通誌》裏記述他等米下鍋的情形，表麵上的灑脫掩蓋不了內心的焦慮。由此看來，上引諸語不過是一種生活的設計，在這種安排中，他可以暫時忘卻現實生活中的煩惱。
屠隆有著極敏銳的藝術感受力，平常景象一經他妙筆點染，便一派詩情畫意，真可謂境由心造。他是一個非常自信的才子式人物，不能忍受被拋棄遭鄙視的命運，在融合三教以求生命解脫的同時，也不能忘懷現實，於是就產生了這些充滿清涼之意的小品。但這一切又隻不過是生活審美化層麵上的幻象，這種幻象對掙紮在失意現實中的士人的確有著無法抗拒的誘惑力，清言小品流行於世也確實是因應了人們的需求。陳繼儒有一篇《花史跋》，陸雲龍評曰：“高超奇拔，芥子中能作須彌想。”山人清言小品不過是在凡俗細微的生活中作的超然脫俗之想。
張大複與屠隆有所不同，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體味到苦澀人生中的一絲暖意。他也一生抑鬱不得誌，《病居士自傳》述說了他身體之病，病捧、病腫、病下血、病腎水竭，家境因窘，病窮，而複有種種性情之病，病傲、病戇、病躁、病愛、病草、病結習，無所不窮，無所不病，人生至此。真可謂“缺陷世界”。他的種種“病”也與他的家族境遇有關，由其祖至張大複六世皆不能有所振作，抑處下層，湯顯祖曾感歎：“張之世德，詎遠於斯與，何久瘁而不豔也。”他自已的生活也經曆了一連串的不幸，戊子（1588）哭父，辛卯（1591）哭姊，丙午（1606）哭母，庚戌（1610）哭女，癸醜（1613）哭弟，二十七年之間，肉骨殆盡。而毛發爪齒，髓腦顏色，無一如故者。父死以後，由於過度悲傷而又幾至失明。這種家庭悲劇和個人不幸造就了帶明顯畸變色彩的病態人生觀，《梅花草堂筆談》卷三“病”：
木之有癭，石之有鴝鳩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見貴於世。非世人之責病也，病則奇，奇則至，至則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形；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吾每與圓熟人處，則膠舌不能言；與鶩時者處，則唾；與迂僻者處，則忘；至於歌謹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憐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與為友，將從其少者觀之。
“病”在這裏具有與晚明士人所提倡的“奇”、“異”、“真”同樣的內涵，是一種迥異於世俗的品格。士人在社會的擠壓下，不得不在社會傳統的認同標準之外重新尋找自我，標新立異成為他們潛在的心理標準，對“病”、“癖”、“狂”的自我欣賞能夠滿足他們的這種要求。但這種需求又不得不有一個外在表現形式，清言小品中所表現的生活情趣和品味正好體現了他們內心的需求。張大複“言誌”一則即是對此的形象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