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後，山人便很少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了。近年來，明代文學研究引起了人們的重視，有一大批重要成果，但很少有人涉足明代山人這個領域。專門研究山人的論文隻查到牛建強的《明代山人群體的生成所透射出的社會意義》一篇，該文是他的博士論文《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社會風尚理論擬構及運用》第三章的第一節。他的論文以反映社會變遷的經濟活動、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態三方麵的社會風尚內容擬構出的社會風尚變化理論為框架，研討明代中後期的社會變遷，山人研究附屬於這個整體結構。由於這樣的理論框架設計，他關於明代山人的論述就比較簡略，如對明代山人生成背景的研究，隻集中在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及城市文化的特殊環境對士人剌激的角度上。另外，該文根據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將山人的出現時間定於嘉靖初年，也不準確。還有一些不應有的疏漏，如根據名號，將康海、王九思也稱為山人。另外，廖可斌的《明代文學複古運動研究》、左東嶺的《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中都曾涉及山人，尤其是左東嶺，他將陳繼儒作為晚明士人精神風貌的終結性代表，顯示了對晚明士人精神的深刻體悟。
就見聞所及，港台對明代山人的研究也較少，台灣學者陳萬益的論文集《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書對明代山人有所涉及，如《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文對山人稱謂的內涵、活動內容及其實質都有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同時對晚明山人的小品及山人在吳越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研究。《論李卓吾與陳眉公——晚明小品作家的兩種典型》一文中對陳繼儒的研究也較為深入。但該論文集以晚明小品為研究中心，山人研究隻是附屬的一部分，故沒能展開，如對山人群體的生成就缺乏係統的研究。日本學者對明代山人的研究開展較早，20世紀60年代，鈴木正有《明代山人考》一文，收入《清水博士追悼記念明代史論叢》一書，出版於1962年，但遍查國家圖書館藏書，都未能查到此文，十分遺憾。另外，據陳萬益論文中引用，日本學者的其他研究中也有不少相關內容，如酒井忠夫的《中國善書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60）、《明末清初的社會行為大眾的讀書人的善書、清言》（收入《道教的總合的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明末的新文化上讀書人層》，本人不懂日文，諸書也未能查考。
山人研究應該包括兩個基本方麵，一是群體研究，一是文學研究。
中國傳統有一套自己的社會階層劃分，社會按照從上到下的層次分為士、農、工、商，在這個等級結構中，士處在最上一層。士階層是一個流動、變化的階層，在科舉社會中，這個階層的變動基本依據科舉功名來劃分層級，可以大致分為三個層級：功名較高的成為上層士人，由士演化為士大夫；沒有功名或功名較低的則成為下層士人，屬於不能轉化成士大夫的士；那些讀過書，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人成為“準士”（這裏所劃分的三個層級與前文所劃分的層級不同，前麵的劃分針對上層文化係統而言，這圼則依據功名標準。主要是考慮將“準士”納入，但他們沒有形成相應的文化勢力）。士在這三個層級之間流動，流動的目標是由下向上，但構成上卻是金字塔形的，隻有很小一部分士人才能流向上層，大部分人處於士人階層的中、下層。於是，就出現了士階層的分化：精英士人成為統治者，得到普遍的認同和尊重，而中、下層士人尤其是下層士人則介於士與民之間，是“士民”，在身份上比“民”高，物質生活水平則並不比普通民眾高多少。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教育的普及程度的提高，功名較低或沒有功名的士人的數量開始增多，逐漸成為社會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顧炎武在《生員論》中估計：“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我們以往的研究過多地集中在精英士人上，對下層士人不太關注，這就使得我們總是從遠處看傳統士人，形象籠統模糊，眉目不清。而曆史中的士人同樣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他們既有“誌於道”的精神追求，也有對現實利益的無休止的占有欲；既有堂堂正正的君子品格，也有為五鬥米折腰的“妾婦之道”甚至“社會的良心”會不自覺地讓位於口腹之欲，為了現實利益而放棄士人的精神準則，卑鄙無恥，自居下流。
隨著山人文學地位的提高，山人文學在明代文學占有一席之地，對這樣一個具有突出群體特征的文學創作理應進行係統的研究。但山人文學研究沒有係統展開，現有的成果大多較為零散。當然研究界並不缺少對作家的個案研究，如徐渭的研究論文在數量上是十分龐大的，關於屠隆、謝榛、陳繼儒的論文也不少，但都不屬於山人文學的研究範疇。明代文學研究中流派研究十分興盛，各個重要流派都有研究專著出版，研究論文更是眾多，但山人在各個文學流派、文學集團中都處於從屬地位，因而在這些研究中山人文學研究隻是附屬品。在明代文學思想的研究中，除了徐渭、屠隆還占有一席之地，其他山人當然在視野之外。總之，在明代文學研究中，由於各人所選擇的專題所限，山人文學研究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興趣。
有鑒於此，我選擇明代的這個特殊士人群體——山人及其文學作為研究對象。
二
研究明代山人最困難的是研究資料的搜集，包括山人著述如文集、雜俎筆記的著錄、版本，生平事跡的搜集，活動交遊的考訂。這是一個非常繁雜的工作，涉及範圍非常廣，不僅包括山人著述，還應涉獵大量的明人文集、筆記、總集、史傳，從中索取資料。另外，《四庫全書總目》中所收山人文集、筆記大多隻存目，這也造成了閱讀的困難。筆者曾努力搜求資料，但時間及精力有限，麵對浩繁的資料，常有不盡之歎。為了集中精力，我所搜集的資料主要來源於現存山人文集、筆記小品，與山人交往密切的明代作家文集也在必讀之列，又盡力閱讀相關的明代史乘、筆記。前人的山人研究及介紹，多從筆記中尋找資料，我則主要集中在閱讀山人及相關文集上，獲取資料的範圍比以前擴大了不少，也獲得不少有價值的資料。明代小說、戲曲中有不少關於山人的資料，方誌中也應有更為詳實的資料，但由於時間關係未能查考，必然造成很多遺漏。
通過閱讀和分析材料，我把本書的題目定為“明代山人文學研究”，著力於把明代山人文化與文學作為中國傳統士人在特定曆史時期的獨特表現來加以考察，同時，又從“群體”的角度進行研究，以便全麵展示明代山人在明代社會、文壇上的全貌。全文分上下兩編：上編是對明代山人群體構成和群體特征的研究，分為兩章。第一章分為四節，通過考辨山人稱號，確定明代山人的特殊含義，分析明代山人生成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原因，從多個角度論述山人群體的構成，並根據各時期山人生成和構成的不同、活動內容的變化及社會影響力的大小，將明代山人的整體變動分為三個時期。第二章則致力於分析明代山人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品格，通過對山人“幕”中活動、謀生方式、交遊與生活、文學結社活動四個方麵的分析，研究山人群體的活動特征、心態變化及其文化品格，以及對社會生活、社會文化所產生的影響。在第一部分中，筆者力圖對山人群體作整體的考察，努力將個案的解剖和宏觀的觀察結合起來，從而把握山人群體的共同特征和曆時性的變化。同時，通過分類的考察，揭示出山人活動的具體內容，心態變化，及山人群體是如何擴大勢力，增強文化影響的。
下編是對山人文學創作的研究。在這一部分中，筆者不想麵麵倶到地對明代山人文學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進行描述，而是專注於山人文學創作中的群體特色及其所展現的精神風貌。第一章專門研究山人詩歌。就山人群體詩歌創作的總體情況來看，其主題取向有兩個方麵最為突出：隱逸情懷、身世感遇，這是山人心態的集中體現。山人的詩歌類型中有兩類最具群體特色，即幹謁詩、邊塞詩，這與他們的活動有密切關係。本章即從這四方麵入手，研究明代山人詩歌。第二章研究山人小品。小品有廣、狹兩義，本章即以狹義小品和廣義小品中最具山人特色的尺牘為研究對象，探討山人小品的創作、影響及其文化意義。
長期以來人們對明代山人群體及其創作很少關注，與近年來熱鬧的明代文學研究情況正相反，囡此本文要從“群體”的角度作係統、全麵的研究，可循的先例不多，加之山人群體的隊伍相當龐大，文學創作跨越200年，創作差異相當大，而關於他們的資料又頗為雜亂，因而給研究工作帶來諸多困難。選擇這樣一個課題進行研究，本身就是一次挑戰，結果如何，期待方家指正。
本書是我的博士論文加以修改後形成的。從論文的選題、開題論證，到論文的具體寫作，直至論文完成、參加答辯，都得到了郭師英德先生的悉心指導。數載寒窗，學到的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學術方法，以及對學術的執著和做人的品德，在本書出版之際，我要特別感謝導師郭英德先生。此外，參加論文開題論證及論文評審、答辯的鄧紹基先生、鄧魁英先生、石昌渝先生、張海明先生、於天池先生、劉勇強先生、陳洪先生也都提出了寶貴的意見，在此一並感謝。最後，還要感謝湖南人民出版社，是他們決定出版這部書，才使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以麵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