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國維的一首悼亡詩說起
1912年，時為民國元年，在日本留學的王國維揮筆寫下了一首悼亡詩《蜀道難》。起首即悲歎：“對案輟食慘不歡，請為君歌蜀道難”，中間介紹這個死者：“開府河朔生名門，文章政事頗絕倫。早歲才名揭曼碩，中年書劄趙王孫”，“開府此外無他娛，到處琳琅載後車”。描寫其死難經過則曰：“提兵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戲下自翻漢家幟，帳中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武帳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
王國維要悼念的，就是於一年前被剛剛覆滅的清王朝任命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不久即死於兵變，連頭顱也被士兵裝在盒子裏送往武昌請功的端方。從詩中可以看出，王國維對端方的評價很高，把他比擬為元代著名詩人、學者揭傒斯（字曼碩）和傑出書畫家趙孟頫（趙為宋宗室之後，故稱其為“趙王孫”），說他出身名門，文章政事絕倫，又好風雅，仕途之餘唯嗜收藏書畫古董。發動兵變、亂刀砍死端方的是隨其入川彈壓四川保路運動的湖北新軍，而端方曾任湖北巡撫，所以，他所帶的“楚人三千”實為其“舊部”。這些舊部早晨還到端方帳前拜問“元戎”，晚上的時候，就罵他“索虜”（南北朝時南人叫北人為“索虜”，清末漢人亦以此稱滿人）了。字裏行間，透出王國維很深的感慨。
辛亥革命的“種族革命”成分極濃，入民國後的王國維為什麼要悼念一個滿人？
其實，他與端方的關係遠遠說不上深厚。王國維於清末受羅振玉之邀，曾執教於以紫陽書院為基礎創辦的江蘇師範學堂，當時兩江總督正是端方。我沒有看到二人直接交往的文字資料，但考慮到王國維和提攜他的羅振玉，與端方一樣都對古器物有著相同的嗜好，而羅振玉一直又為端方所器重，所以從情理上講這三人應該有學術切磋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王國維畢生致力於文化和教育，而端方在兩江總督任上，對江蘇新式教育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想必也是王國維懷念端方的一個原因。
四川保路運動是點燃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由於鄂軍被急征入川，導致武昌空虛，才有了武昌起義出人意料的成功，孫中山就說：“若沒有四川保路同誌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還要遲一年半載的。”作為出麵負責彈壓“起義”的清廷大員端方，就這樣以一個可笑的角色在曆史中定型了。王國維居然為因對抗革命而丟了腦袋、絲毫不值得同情的端方寫悼詩，未免太不合時宜。世人多謂王國維學問精深，而思想落伍，他在入民國後還悼念一個滿洲貴族官僚，似乎又是一個表明其“思想落伍”的現成好例。
曆史是不是這樣？可還有一些異代人們意想不到的幽微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