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積極意義,可是變法最後結果是失敗,變法是失敗了,但變法的餘波卻長遠地蔓延開去,越來越演變為一種遠遠超出變法本身的一係列問題,貫徹整個北宋王朝。
一
當北宋的步伐邁向中年,各項矛盾日益激烈和突出,各類官員“十倍於國初”,而且北宋官員的俸祿是高得出奇的。除了龐大的官員隊伍,北宋的軍隊數量也不斷增加,沉重的官晌和軍餉都落到人民頭上,國家財政赤字日甚。加上軍隊戰鬥力極弱,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長期處於劣勢,在積貧積弱狀態下,農民和士兵起義不斷發生,國家內憂外患十分嚴重,北宋統治者認識到,不改革難以擺脫這種社會危機。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範仲淹主持過一次改革,稱為“慶曆新政”,新政的中心是整頓吏治,裁減官員,選拔賢能,並注重發展農業生產。然而,由於新政觸及了官僚權貴的利益,僅推行一年就被取消,範仲淹也被迫離開朝廷。
王安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了變法的曆程。熟讀史書的王安石該知道變法者的險惡命運,況且他的同僚範仲淹還為他作出了榜樣,不過,他義無反顧,是自信自己的能力還是對國家的一片赤誠之心,二者該兼而有之。王安石是江西人,進士出身,在地方為官多年,深切認識到北宋政治的弊端,他以深刻的政治眼光和高度的責任心,向皇帝上萬言書,係統闡述改革思想,可是未受到宋仁宗重視。直到宋神宗繼位,這位一心想變法圖強的年輕的帝王終於召王安石赴京主持變法事宜,這一年,王安石47歲。
變法的內容涉及富國、強兵和選拔人才三大方麵,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北宋的貧弱局麵。可是,沒有哪一種變革會是一帆風順,沒有哪一種新東西會被人們抱以陽光的心理接受,王安石變法也不例外。由於變法極大地損害了權貴們的既得利益,他們團結起來,對王安石給予強烈的人身攻擊。同時由於變法本身存在的問題,沒有處理好強國與富民的關係,沒有爭取了更多的支持力量,以及變法的推進太快等等,一批如司馬光、蘇軾這樣的正直人士也站到了反對派的立場上。無論是出於私心,還是出於政見的不同,總之,反對的人是越來越多,最終於凝聚成一股力量,被統稱為反對派或保守派,也叫舊黨,而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者們則被稱為改革派或頑固派,也叫新黨。
一個以富國強國為單純目的的變法,在舉步維艱的推進中,結果引出了兩大派係。派係一旦產生,問題的嚴重性就愈演愈烈,麵也牽扯得越來越廣,新、舊黨之間針鋒相對,你來我去,他們圍繞著所謂的“祖宗之法不能變”等問題爭得不可開交,唾沫橫飛。舊黨大力倡導對前代帝王的精神追念與推崇,王安石則大談“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來反擊。隨著爭論的深入,兩黨積怨越來越深,最後演變成派係傾軋和鬥爭。以王安石為首的一批支持或反對變法的人物命運也開始走上變幻莫測的起伏沉浮。
二
在王安石變法如火如荼推進的時候,蘇軾看到了因變法帶來的種種弊端,於是義無反顧地站到了反對者的立場上。此時他本為京官,而且很受宋神宗賞識,但是,由於變法立場的問題,蘇軾遭到強烈人身攻擊,他不得不辭去官職,到杭州做了一名通判。蘇軾在杭州政績十分突出,日子過得也不可謂不逍遙,還作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的美麗詩句。蘇軾這一離京就是八年,遠離朝廷的他卻還是被卷入一場巨大的飛來橫禍中,這場禍同樣源自蘇軾的舊黨身份。
由於宋神宗一心一意推行新法,卻屢屢遭受反對,在強烈的挫敗感中,他想到要嚴厲打擊反對派,皇上身邊的一批小人立即想到了蘇軾,因為蘇軾是反對派中的二號人物,沒有一號人物司馬光那樣難以撼動,而且性格比較張揚,容易抓到把柄。果不其然,他們集中力量對蘇軾的詩稿進行研究,硬說其中有譏諷新法,謾罵朝廷的意向,蘇軾很快被關押。這一關就是103天,蘇軾顯些丟了性命,最後在大量人物的營救聲中獲釋,最終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還沒有薪水,蘇軾及其全家的日子苦到了極點,他的政治生涯也降到了穀點。
在黃州過了4年多,新法在北宋也推行了16年,宋神宗總覺得很不順利,宋神宗的思想再度發生變化,由原來專用新黨人物轉到兩黨人物並用,於是皇上又想到了人才難得的蘇軾,將他由黃州調到汝州,雖然仍然是個團練副使,但離京城更近一些,傳達的政治信號十分明確,就是神宗想起用蘇軾了。於是蘇軾攜全家離開黃州北上,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心一意圖求富國強兵的宋神宗,因為終其一生都沒有實現理想,最後積勞成疾,以38歲的生命撒手人寰,他10歲的兒子繼位,政權由神宗的母親高太後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