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斯對人才的愛護到了偏執的地步，一個總是延誤出版日期的主任編輯，正是因為其專業傑出，魯斯即使偷偷找人負責，也不發出撤換的通知。
但德克魯看出了魯斯的問題，他說時代魯斯手下的雜誌派係鬥爭複雜，彌漫著不調和與不信任的氣息，很多編輯酗酒成性，根源在於魯斯的東方式思維——魯斯經常越級找編輯談話，挑撥高層鬥爭，鼓勵年輕人來找他而不讓其上司知道，這一切是中國的出生背景塑造的。
中國人喜歡弄權，在中國生活過的魯斯如此，德克魯對中國的偏見由此可見。
“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對美國的興趣不大。”德克魯進一步發揮，“中國不易接納美國的情感和價值，和美國沒有任何的共同點，不管這中國在滿清、蔣介石還是毛澤東的統治下。”
也許這樣的武斷接近30年前的中國。對於今日的中國，美國，仍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社會理想與價值觀念的重要參考係。
負責
英國有一位不知“天高地厚”者，玩心大開，竟偷越鐵絲網，大模大樣地坐在空軍基地的飛機跑道上欣賞皇軍的飛行訓練，一架飛機正好降落，眼明手快的駕駛員發現了跑道上全然無事樣的意外人物，馬上拉升操縱杆，一場災難終於避開。
自然這樣膽大的喬治隨即就以“妨礙皇家軍隊執行任務”的罪名控訴。一切證據似乎無可爭辯，有趣的是喬治的辯護律師“橫插”一杠，法律上明確“不得在禁區附近妨礙皇家軍隊成員的行動”，但喬治是在禁區內而非禁區附近，因而喬治無罪。這樣的辯護可以算是史無前例，有的人大罵律師受雇金錢，玩文字遊戲，專鑽法律空子，但平心而論，此條法令的確存在“漏洞”。
律師的工作是什麼？不應是被辯護者的同謀，不應是金錢臣仆，不應盲從法律，而應內心純淨地恪守法律精神，以不同角度（受雇於被告或原告）來證明法律的公正，社會的良知，以無可置疑的事實完善法製的外衣——大量的法律法規，其中挑剔法規漏洞應是律師工作的應有之義。
在一般“紳士”眼裏，這樣辯護律師無疑是出位的，挑戰了法律的尊嚴，讓製裁對象逃避製裁。但轉念一想，讓漏洞百出的法令生在神聖的寶座上而無動於衷，無異於讓白癡頤指氣使，拉倒打下白癡，不是砸碎寶座，而是人類一次清醒的自淨運動，不自欺欺人，不因循守舊。破壞是為了更神聖，辯證法的邏輯之美讓人迷醉。
用懷疑的眼光打量一切。甚至懷疑者自身，這樣的認識是建立在人是不完美的，社會是殘缺的基點上的。
喬治有無罪不是問題關鍵，而辯護律師的求實精神才值得深思，也許在國內，“禁區附近”會被法官甚至“律師”以“筆誤”一笑而過。這一笑，笑出了我們的法製精神的稀薄，律師地位之輕。
類型青年
盡管賈彰柯專門撰文提醒，成名人物不必詩化自己的過往。但毫無疑問，賈彰柯在各種場合都不自覺地緬懷著一個縣城青年街頭迷茫與內心單純的青蔥歲月。縣城人際關係的直接與簡白，縣城生活的單調與曖昧，縣城文化相對的粗鄙與功利，對於走出縣城的回望者而言，是一種大都市難以尋覓的溫情記憶。這種溫情，往往孕育了縣城青年對理想生活的渴望，對庸常人生的批判，對個人前路的迷茫（我向來以為，迷茫是一種使生命保持奔跑狀態的基本要素）。賈彰柯無疑是縣城青年的合適代表。
相對縣城青年的，是小鎮青年。這是一群深入農村，親近鄉野而又在組織形態上靠近城市生活的半縣城青年。他們往往被城市俯視，而又甘心被鄉村化的中間階層。小鎮青年可以不務農事，但調情的姑娘，可能是臨近村莊的小芳；小鎮青年可以惹事街頭，但磨拳謔謔的對象，或許是比自己高幾個輩分的同宗同族。
小鎮青年和縣城青年，都是城市侵犯村野的淩厲打手。他們滿身風塵，聽得懂空曠的田野大風，嗅得準腥氣濃鬱的大地體味。與粗糙的自然為伍，和簡單的物質往來，身上多少會殘留無知無畏的霸氣與鄉土宗親的禮數。既能逃離農事，又可近嗅花草；既懷改造人生之雄心，又有高遠的享受精神的人文情懷。顯然，這些特色，是大都市青年成長史中的缺憾。
關於小鎮青年與縣城青年的精神發育史，《城市畫報》有個精彩結論——從土皮到雅皮。這些散發這泥土氣息的非大都市青年，正以其生猛的對人生的進取之力，拓寬了當代城市生活的胸懷，鑽探著當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深度。這些雅皮們，日益成為城市生活的主流英雄。
很遺憾，我無法歸類。我出身於農村，但父親常年工作於外。工人之子，鄉土生存。記得少時填表，到了“家庭成分”之欄，我常犯困。寫“貧下中農”吧，感覺土得掉渣，哪有“貧下中農”擁有當地第一部收音機與自行車的？寫“工人家庭”吧，母親被當男人使喚的農活天天都能看見。於是我經常在“貧下中農”和“工人家庭”蹦跳。那段父親來信了，問候我了，我就寫“工人家庭”；那段時間農活多了，我被母親罵了或者被爺爺誇獎了（“貧下中農”的名分反正是爺爺爭取的），我就寫“貧下中農”。我的這種機會主義的騎牆做法，還好沒被班主任揭穿。
像我這種一腳紮入泥土，一腳伸向城市的孩子，在廣大中國，應該不算少數——父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響應國家號召，建設祖國，從此洗腳上田。很可惜，那時出門的男人基本成家，未成家，老婆都會找個老家的，於是大本營留在農村。有門路的，過若幹時間，將家屬的戶口遷往城市，即使老婆沒有工作，但家庭徹底與農村劃開界限。沒門路的，開始了幾十年的兩地奔波。印象最深的，是父親每次回家，我和姐姐們長時間的興奮和遠距離的奔襲——車站離家十裏，這對一個不足十歲的少年而言，有點長征的味道。父親大包小件，足拉一三輪車。長時間不見父親，單點膽怯。長年在外，父親沒有學會如何親近自己的兒女，這是我們姊妹對父親隔膜的原因所在，這也使得自己在性情養成上，個性過於偏執，怒從心中起，惡也易自膽邊生。
家長一方在外的鄉土少年，容易誘發對山外世界的想象，容易改造鄉土的胎記。比城鎮青年更誠實與拘泥，比縣城青年更寡聞與笨拙。這是一群比小鎮青年更泥土的土皮。至於能否雅皮，就見造化了。
薩達姆內褲與美國人的人道
品位問題仍然是個世界話題。最近最無聊的新聞，當數薩達姆內褲“獄照”事件。
2005年5月22日《紐約郵報》的公開報道，把這個中東的強人，又一次拉到最令人難堪的世界舞台。
薩達姆全身赤裸，在抖索著自己的褲子之類的東西，仿佛剛打掃完個人衛生，神態是木然的，或者是普通的中東老人困於生計的表情。他某個平常的一次換褲子，居然被人偷拍，引起全球關注。就連紐約時裝界也來湊熱鬧，狠批薩達姆內褲品位差。《紐約郵報》也和中國的無數無聊市民報一樣，適時地來了連續報道——發起“捐內褲獻愛心”活動，高價為薩達姆買來6條全紐約“最具品位的名牌內褲”，郵寄老薩。
男裝內衣設計師裏查德說：“令人想不到的是，昔日的總統，竟和全球90%的男士一樣，穿著高腰、無精打采、根本無法展現男性雄風的內褲款式。問題是這個男人不是不想展現雄風——他的荷爾蒙曾讓他一度激情昂揚，無視世界霸主美國的警告和宣戰，而是此刻他隻是行動不自由的囚犯。在失去自由的牢房裏，他的雄性隻是一個符號，他沒有被美國女大兵猥褻足以讓人寬慰——美國還是有人道主義。”
電台主持雷斯利則說：“一個被西方世界冠以‘巴格達暴君’的人，品位應該更狂野才對，特種兵內褲，應更符合他的硬朗形象。”他不想狂野麼？他曾經擁有隨心所欲占有美女的權力，他想一統阿拉伯世界。他是想穿特種兵內褲，他被投進監獄時已經被人扒了內褲，而且被無數美國的輿論警告：誰的內褲是特種兵內褲，就有和美國監獄警察通奸的嫌疑。假如這樣的回答還不令雷斯利滿意，薩達姆幹脆出獄，雷斯利行，那就讓他卷起鋪蓋搬家到監獄來，嚐試“硬朗形象”。
不可思議的是，著名男性內衣品牌“2xist”的首席設計師傑森也來湊這個熱鬧，他大膽地胡扯：僅憑薩達姆身上的內褲，他已看透其內心世界。他說：“薩達姆對內褲挑選如此草率隨便，足以證明他內心沮喪，失意潦倒至極。”這位設計師，說些智商勉強及格的話，哪個被人壓製的強龍不是沒可奈何的模樣，沮喪是容易表露的情緒。
男性雜誌《STUFF》總編輯吉米·傑裏內克說：“作為一個60多歲的人而言，薩達姆的身材保持得相當不錯，那張‘內褲照’中，他的胸肌腹肌都隱隱若現。如果他精心修剪發型，再塗上一身橄欖油，他的健康外形足以和迪斯科舞廳中的帥小夥媲美。”我怎麼看照片都沒有看到薩達姆有這個身材優勢，小腹隆起，肌肉鬆弛，這和健美的帥小夥能火拚麼？
品位的問題，曆來被大家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和小報小刊的毛病。看了美國時尚圈名人的高論，看了傳媒界大腕《紐約時報》的報道，讓我頓生“天下本一家，你我同德行”的感慨。
美國人的無聊，薩達姆內褲一條內褲就可以映照。
商業的道德化
我們的輿論環境，在利益的驅動下，盲目地頌揚這種炫目的商業道德泡沫——似乎越是有道德的企業家，必定是真正的商人；成功的商人，最好不是利己主義者。
如此以來，不少企業家很爽，因為他們能輕鬆地獲得社會榮譽，以便更方便獲得利益；老百姓很嗨，因為他們終於看到了社會良心，自己說服自己放心地掏空腰包。
其實，我們都是在泛道德的放大鏡下，誤讀了商業道德——企業家愛戴高尚的道德高帽，民間習慣性詛咒財富追求行為，輿論普遍樂於樹立企業界的道德標兵。
是的，泛道德的世界觀滲透甚至體製化了我們民族的思維方式，遑論如何正確看待在我國存在時間本來就短的現代商業道德。
我們很輕易地端起飯碗吃肉，放下飯碗罵娘；我們很容易把道德當武器，鞭撻商人或混淆視聽，欺騙百姓。
是的，我們從來沒有將經濟活動中的利己，予以堂堂正正地定義與構建。
我們更多地熱衷看到或呼喚利他的商人，或熱衷塑造利他的商人形象，將“利己”羞於談起，這正是我們不健康的商業文明的尖銳體現——表麵恥於論的，正是眾人心裏想要的，而且正是打著利他的幌子，放肆地利己。
向“改改”致敬
想必飯店開張，如同新誕了嬰兒，莫不是挖空了心思取字號。這些飯店名，有的獨具地域特色，有的彰顯異地風情，有的體現了食材和製作工藝，有的選用當地人“土氣”的叫法，有的幹脆來個噱頭，爭取一博出位。
如果說傳統的店名，是正麵強攻食客的胃，那麼有的新潮的店名，就喜歡側麵智取了。有家新店，掛出“怪難吃”三個字以後，顧客竟然盈門。它住住抓住顧客的好奇心理，究竟“怪難吃”是什麼，味道如何，結果一吃上隱。其實廚師沒換，就是改了店名。
街邊有家“勸君上當”，這個招牌裏洋溢著一種當仁不讓的幽默，一種輕鬆的自信，透露出一種“包你滿意”的意思。
飯店名，就如同報紙標題，越響亮或越別出心裁，就基本能抓住眼球了。但能不能抓住食客腰包，基本就看大廚的能耐了。
幾年前曾經在西安慕名吃過一家小吃。名字那叫一絕，就像報紙標題，不但有主題——“三個瓜媳婦”，還有引題——“鳳翔改改”。非陝西人絕對找不到親切感。是的，遇到了詞彙障礙。先看“瓜”，“瓜”以其體積的笨重，在陝西話中有“蠢”、“憨”之意。“三個瓜媳婦”，是說這家飯店是三個不曉得掙錢的婦女開的。再看引題——“鳳翔改改”。話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陝西西部縣城鳳翔某地，一個農村婦女名叫“張改改”，既憨又笨，不認識錢。二分錢賣一碗水，收錢時她搞不清一分、二分和五分的錢有啥區別。在別人的幫助下，張改改就手拿一枚二分硬幣和收的錢比大小，一樣大的就收，不一樣的就不收。從此，改改賣水一分錢不收，五分錢不要，專收二分硬幣。天長日長，路過此地的人都知道這兒有個這樣的改改，改改的名聲越傳越大，越傳越遠。“笨得和改改一樣”，這句口頭禪不脛而走，在陝西乃至西北一帶流傳甚廣。
引題標明飯店老板的經營品性，主題點破飯店老板的身份。一虛一實，點明主人誠信經營、售價公道的商業道德，也絕對符合新聞學關於雙標題的擬取美學。
吃“三個瓜媳婦”的飯菜，確實靠譜，味美價廉，食料足。很自然，午飯時節，這裏成了司機們的天下，沿路的板凳一字排下，沒座位的，沿路邊蹲下，一手拿大蒜，一手端個海碗，埋頭甩起膀子吃，吞吃麵條的“吸溜聲”此起彼伏。當年在“三個瓜媳婦”旁上夜班，吃了半年光景，也沒見全過三個老板娘，倒是店內跑腿的丫頭基本認全了。
後來聽說老板家中出事，店子盤給了別人。新老板娘經常嗬著瓜子，當著客人麵使喚著丫頭。店子還是那個店子，菜的口味再也找不到了。
由此我相信，店名靠譜，不會絕對保證“誠信為本、童叟無欺”。因為“改改”走了。
當然，飯店靠不靠譜，最終要靠廚藝和服務說話。靠譜的店名，也常做一些不靠譜的菜單。京城有位美食家揶揄大餐廳製作的華美菜單，極像報紙的頭版，那些加重、套紅、加粗、加的新聞，就是菜單上的重點推薦——大尺寸彩照、最重要位置，但這些東西往往是利益驅使下的產物——中看不中用。一句話，價格與價值不對等。而且還經常包裹著一種價值觀的居高臨下——這麼好的新聞你不看？這麼好的美食你不請朋友？
經常串館子的朋友其實知道，菜單上的這些大製作，其實各家大同小異，老板們都奔著價格而隆重推薦，真正地道拿手菜，反而縮頭縮尾地貓在菜單的小角落。
“改改”在菜單上開始滑落。
長沙美食天下聞名，要是有好吃者從菜單上給大夥挖掘出那些“潛伏”的特色菜，公諸於眾，我等食客有福了。
揪出“潛伏菜”，其實是懷念，向“改改”致敬。
尋回自己的熱愛
與為錢騷動、為出名不要聲名的時代，還是有值得敬佩的人格。他們閃亮的人格，經由淩厲的行動，全麵爆發。陳佩斯，中國舞台上的喜劇之王，敢言：“一個男人，離開體製也要能活。”跟央視打官司，叫板中國電影體製，圈裏人因此說，陳佩斯說翻臉就翻臉。盡管名利漸行漸遠，盡管最後兒子學費都交不起，但是陳佩斯沒有妥協，夫婦倆上山種石榴兩年，獲利30萬元，繼而投資話劇東山再起。沒有誇張的炒作，沒有無恥的緋聞，一個男人，靠的是真本事，堂堂正正地站起來。
與陳佩斯的沉默崛起相比，孫宏斌算是特立獨行的不倒翁。早年因經濟問題，在聯想最春風得意時被送入監獄；出獄後居然挾順弛之名橫掃中國房地產界，在上市之際不幸被國家新政擊倒；最近他攜巨額融資，再戰地產界，震驚業界。他曾經真誠地向抱怨：怎麼到現在了，地產江湖上還是任誌強馮侖他們這幾張老麵孔在唱；他也會向相熟的記者袒露雄心：我老孫就是要做老大要當第一，這個目標永遠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