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三任夫人薛氏，歐陽修說得不多。景祐四年，在給薛仲儒的信中，歐陽修表達了對娶得一位好妻子的慶幸之情：“室中驟過僻陋，便能同休戚，甘淡薄，此吾徒之所難，亦鄙夫之幸也。”（《歐集》卷一百五十二《與薛少卿公期》其二，第1229下—1230上頁。）對於在短短兩年內就失去兩位夫人的歐陽修來說，這樣的慶幸大約更多地表現在可以“同”休戚的感激上。而《班班林間鳩寄內》所突顯的則是歐陽修與夫人薛氏的情感以及他麵對黨爭憂患時的心情——一般所引所見往往隻是他“孤忠一許國，家事豈複恤。橫身當眾怒，見者旁可慄”的剛勁，但詩歌其實更表述了歐陽修的忐忑不安，特別是在“高堂母老矣，衰發不滿櫛。昨日寄書言，新陽發舊疾。……又雲子亦病”的情況下，歐陽修是情願自劾求貶以息群口的，但他也還是需要征求夫人的同意，希望夫人給他全力的支持：“子意其謂何，吾謀今已必。子能甘藜藿，我易解簪紱。”（《歐集》卷二，第58下—59上頁。）就後來蘇轍在《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中所記載的來看，薛氏雖“生於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裏，居小邑，安於窮陋，未嚐有不足之色”、“文忠所以得盡力於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見蘇轍：《欒城集》卷二十五，第523頁。），則薛氏的確給了歐陽修全心全意的支持，使他可以無後顧之憂。而在後期書信中，歐陽修提及夫人的則隻有以下四例。《與王懿敏公仲儀》其五謂：“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歐集》卷一百四十六，第1176下頁。）治平四年的兩封《與大寺丞》說：“孃道重喜”；“翁翁婆婆憶汝”（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第27頁，第28頁。）。還有治平四年寫信給長子時，順帶提到薛氏：“孃瘦及食少、心頭氣滿與其餘，並如在京時，汝可勿憂。”（《歐集》卷一百五十三《與大寺丞發》其三，第1241下—1242上頁。）重點似乎非在夫人，而是在撫慰兒子。
可以說，薛氏活得比歐陽修長壽，是後者的至大福氣，或也是他極少提及夫人的原因：“勿憂”正是無病、無事之果，也是平靜生活的要素。但這麼平常的幸福卻恰是歐陽修生命中的罕事。前麵說過，“死亡”才是歐陽修生命的常客。
歐陽修的長子歐陽發生於康定元年，這年歐陽修三十四歲。遲至三十四歲才再有兒子，生之艱難，死之輕易——歐陽修對此的體會想必深刻。他在慶曆四年曾提到胥氏為他生的早夭兒：“聞師魯有失子之苦……修嚐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謂諸君自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以來，師魯之發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歐集》卷六十七《與尹師魯第四書》，第511上下頁。）勉勵尹洙之餘，亦以自勉。但他寫信時想必沒有預料到，這還隻是一連串“死亡”的序幕。
慶曆五年，歐陽修《白發喪女師作》：“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一割痛莫忍，屢痛誰能當。割腸痛連心，心碎骨亦傷。出我心骨血，灑為清淚行。淚多血已竭，毛膚冷無光。自然須與鬢，未老先蒼蒼。”可見四十歲的歐陽修其時已曆經三次兒女的早殤之痛。從同年所作《哭女師》所見：“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則此女隻活到八歲。賦雲：“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於汝有頃刻之愛兮，使我有終身之悲。”後人評此賦謂：“悲哀繾綣，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歐集》卷二《白發喪女師作》、卷五十八《哭女師》，第61上頁；第428下頁；劉壎：《隱居通議》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4頁。）
就年譜所見，歐陽修除了康定元年所生長子發以外，慶曆五年生子奕，慶曆七年生子棐，皇祐元年生子辯。韓琦《墓誌銘》提到歐氏有“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歐集》附錄卷二，第1262上頁。）。而據吳充《行狀》所記，則除了胥氏所生子外，還有八男三女。歐陽修景祐四年娶薛氏，這年歐氏三十一歲，胥氏所生子或在這年夭（《胥氏夫人墓誌銘》中所謂“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者，從明道二年胥氏卒推算，則此子死於景祐四年。見《歐集》卷六十二，第469上頁。），而歐陽修或在次年即寶元元年得長女歐陽師，慶曆五年夭，僅活到八歲，歐陽修寫《白發喪女師作》及《哭女師》紀念她。康定元年生長子發。慶曆元年至慶曆四年間，還有一女，早卒（《歐集》附錄卷一，第1255上頁。）。因此歐陽修才會有上述“吾年未四十，三斷哭子腸”之慟。
慶曆五年，生子奕。慶曆七年，生子棐；慶曆八年還有一位兒子，亦早夭；皇祐元年生子辯後，還生有三子一女，皆早夭。在孩子相繼夭亡後，治平二年，歐陽修寫《乞外任第一劄子》時提及：“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歐集》卷九十二，第690上頁。）可見歐陽修的三女，吳充所謂“封樂壽縣君”（《歐集》附錄卷一，第1255下頁。）者，在治平元年去世。而這最後一位女兒的早夭再次大大牽動他內心的悲傷，慟哭之下，眼疾再次發作，並且後果嚴重：“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澀，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歐集》卷九十二，第690上頁。）這樣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從寶元元年至治平元年的二十七年間，歐陽修生了十一位孩子，再加上胥氏所生兒，共十二位孩子，但除了四個兒子，其餘皆早卒（嘉祐年間，歐陽修多次提到兒女的病痛。治平元年女兒去世，此後，歐陽修不再在書信中言及孩子病痛問題，則其他孩子應是在治平元年前即已謝世。）。二十餘年間要麵對八個孩子的殤亡，歐陽修的悲慟可想而知。因此，在孩子病痛時，他往往顯得特別忐忑不安、憂心忡忡，甚至在寫給朋友同僚的書信中也會特別提及。比如慶曆三年，《與薛少卿公期》其四謂：“小兒輒病，遂阻行計。然猶幸僅存其生，至今尚未安。”嘉祐元年至二年間的《與王龍圖益柔》其二謂：“兒子久病，羸弱非常。”嘉祐二年的《與蘇編禮洵》其一謂：“時一小子臥病，方憂悶中。”在《與杜論祁公墓誌書》中也說：“為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一月在床，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嘉祐五年，《與劉侍讀原父》其十三謂：“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嘉祐六年，《與王懿恪公君貺》其五雲：“某自過年，兒女多病，小女子患目，殆今未較，日頗憂煎。”可見同時生病的還不隻是一個孩子。同年寫的《與劉侍讀原父》其十七亦謂：“自春首以來，兒女輩疾病，日益憂煎。自顧無補於時，而衰病日增，咎責四至，其何以堪之？”嘉祐八年《與吳正獻公衝卿》其二雲：“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歐集》卷一百五十二，第1230下頁；卷一百四十八，第1198下頁；卷一百五十，第1214上頁；卷六十九，第522上頁；卷一百四十八，第1192下頁；卷一百四十六，第1180上頁；卷一百四十八，第1193上頁；卷一百四十五，第1167下頁。）在新見的佚簡中，寫於皇祐三年的兩封《答張仲通》也提及這類困擾：“某自夏秋老兒不安，調理方似平愈。偶一小嬰沉劇，因此驚憂，又卻發動，方營理未暇他事”、“老兒久病經年，近又一小兒（在潁生者）患，日夕不保，老母用此憂傷……某自此兒病困，日憂老兒增疾。醫者盈門，公事亦未暇管勾。”（見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第20頁。）類似這樣的傾訴其實頗不尋常，說明歐陽修的憂心已經到了不能獨自承擔，而必須有所宣泄的地步，且其對孩子病痛的憂心，還與其對國事的關心自責，所謂“無補於時”者並提，則孩子們的死亡陰影對他所造成的心理負擔可想而知。
尤其值得注意的還有其敘述方式。對於病痛，歐陽修往往不吝於重複敘述，而對於孩子的死亡，卻正好相反，歐陽修的敘述模式卻是“發生多次，卻隻敘述一次”（happens many times，but is only narrated once）。這就使其敘述仿佛有一種“普遍性”（generalization）——正如每晨日出的無需贅述，“死亡”仿佛也有了這種無需贅述的慣常性、普遍性。
如此，在真正的哀慟點上，在屢屢發生的死亡麵前，在無可逆轉、無可挽救的致命疾病前，歐陽修的慣常靜默正說明了他內心的痛苦與無奈。因為不管如何“憂煎”、“憂撓”，歐陽修終究無法保全大部分孩子的性命：生了九個兒子，隻有四個存活；生了三個女兒，居然都早殤。死亡似乎已成一無需贅述的宿命。
而或是因為這樣的慘慟經曆，因此他對難得存活下來的孩子才會格外疼惜愛護。這從其家書中可見一斑。根據統計，北宋保存散體書信最多的十位作者中，前麵三位是蘇軾、黃庭堅與歐陽修，而在這十位宋人文集中，含有家書的隻有蘇軾、黃庭堅、歐陽修與範仲淹四人（金傳道：《北宋書信研究》，第105頁。）。
治平四年，歐陽修寫信給長子：“不知爾來汝與諸幼各安樂否？迎孫、婆孫入夏來長進否？婆孫瘡痍較未？不瘦否？此吾日夕所念也”；“隻是聞得婆孫患髒腑後甚煩惱，蓋孩兒三好兩惡已多時，且須用心調理。……前時王澤附去者豆蔻丸，亦是汝輩患髒腑時得效者，可與婆孫喫。醫人藥中用黃連、甘草者，與兒喫。此中日夕，惟是憂煩二孫過夏不易”；“隻是聞得迎孫患痢，甚憂。……才得婆孫稍安，又卻大姐患痢，料得煎迫可知。醫人須著照管，且頻與錢，但於房錢內取”（《歐集》卷一百五十三《與大寺丞發》其二、《與大寺丞發》其三、《與大寺丞發》其四，第1241上頁，第1241下頁，第1242上下頁。）而佚簡所見《與大寺丞》其一其二也有類似的關心與思念：“知與諸幼安樂，又知迎子已安，頓解憂憶”、“汝與新婦、二孫各安，兼知婆孫藏府已較，舉家欣喜……急腳子回時，於張永壽處覓些止瀉和氣藥，要與翁孫吃。向迎子，婆孫道，莫廝爭，翁翁婆婆憶汝。”（見東英壽：《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簡輯存稿》，《中華文史論叢》，第27頁，第28頁。）。
在這裏，歐陽修所呈現的不是一個文壇領袖，或者一位顯赫的政治人物麵貌，而是難得的慈父與爺爺形象，以長者特有的絮叨，表達他的擔憂、掛念，同時以過去的經驗為孩子開藥方，叮嚀吩咐，讓他們不要為錢銀掛心。類似的關切還表現在其他的日常瑣事上：“若此書到，尚在潁，則且先歸，為孃切要見汝，蓋憂汝煩惱也”；“襄州酒二瓶，不甚好，但少勝潁爾。少喫發風物，酒亦少飲，千萬千萬”；“憂汝驟寒，都無綿衣，吾與孃憂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綿衣去”（《歐集》卷一百五十三《與二寺丞奕》、《與大寺丞發》其六、《與大寺丞發》其九，第1245上頁，第1243下頁，第1244下頁。）。第一封信寫於熙寧三年，收信者是次子，後兩封信寫於熙寧四年，收信者是長子，時二子都已成年，分別是二十六歲與三十一歲，但看歐陽修的叮嚀，卻都落實在諸如喝酒、棉衣等微末細節上。
甚至對其侄兒輩，歐陽修亦非常關心，但叮囑重點不同，比較側重於當官之守則。歐陽修有兩個侄兒，一在象州，一在袁州（《歐集》卷一百四十九《與梅聖俞》其二十七，第1209上頁。）。皇祐四年，南方爆發戰事（皇祐四年，廣源州酋長儂智高陷邕州，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啟曆，沿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皆潰，廣州亦敗。皇祐五年儂智高敗，奔大理。事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三，第256—261頁。）。歐陽修寫信給時在肇事地點象州任職的侄兒通理：“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汝等並列官裳，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物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為戒也。”（《歐集》卷一百五十三《與十二侄通理》其一，第1240上下頁。）通理雖是歐陽修同父異母兄長歐陽昞（歐陽昞名見於《歐陽氏譜圖》；《於役誌》記載歐陽修在貶謫夷陵途中，曾在歐陽昞家留宿三天；景祐五年，歐陽修在移光化軍乾德令途中，與歐陽昞再次見麵，並因此寫下《遊鯈亭記》。見《歐集》卷七十一，第534下頁；卷一百二十五，第975下頁；卷六十三，第476下頁。李心傳《舊聞證誤》卷二以為：“（歐陽）觀年五十九卒官；而鄭夫人年方二十九，必非元配。蓋觀已出婦，其子固難言之。歐陽公撰《族譜》雲觀二子，昞當是其前婦之子。”見《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7頁。而歐陽修《滁州謝上表》雲：“同母之親，惟存一妹。”見《歐集》卷九十，第671上頁。如此，學者以為歐陽昞或是歐陽修同父異母的兄長。見黃進德：《歐陽修評傳》，第29頁。）之子，但叔侄間關係密切。歐陽修在丁母憂之餘，在為侄兒的安全憂慮之餘，仍然要他以國事為先。觀此真摯的家國之情，因此蘇軾不禁要在此書後跋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蘇軾：《跋歐陽家書》，《蘇軾文集》卷六十九，第2185頁。）
類似的例子亦見於《與十三侄奉職》：“每事當思愛惜，守廉、守貧、慎行刑……汝隻親兄弟兩人，今食祿，庶事宜均給。更宜戒約，勿令出入，無事令學書，識取些字。從來失教訓，是事不會，男子如此，何以養身？”（《歐集》卷一百五十三，第1240下頁。）語句簡單而嚴肅，告誡的苦心隱藏在娓娓的語調中。所以論者謂：“伏觀此帖，雖不據古經傳，為無高論，而勸誡之辭，真切懇到，出於至誠。與家人語，當如是也。”（黃溍：《黃文獻公集》卷四《跋歐陽文忠公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6頁。）這樣的諄諄教誨，實際上正是歐陽氏家族的家訓。歐陽修父親歐陽觀“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歐集》卷二十五《瀧岡阡表》，第206上頁。）“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矜。”（吳充：《行狀》，《歐集》附錄卷一，第1250下頁。）“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韓琦：《墓誌銘》，《歐集》附錄卷二，第1258上頁。）歐陽修母親鄭氏也曾諄諄告誡他：“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歐集》卷二十五《瀧岡阡表》，第206下頁。）因此歐陽修對子侄的教誨一方麵體現了長者對後輩的愛護，同時也更具體揭示了一個亡故者（父親）的身教是如何通過母親的言說而發揮影響，繼而體現為一個家族的價值觀。這深厚的家族情感是歐陽修為通理在治平年間的去世極感悲慟之因：“某以私門薄祐，少苦終鮮，惟存二侄，又喪其一，衰晚感痛，情實難勝。”（《歐集》卷一百四十四《與韓忠獻王稚圭》其二十五，第1155下頁。）聯係他個人至親喪亡的經驗，其痛苦應當說確是出自肺腑。
值得一提的是，歐陽修式的悲慟並不在他個人離世以後終結。作為其得意弟子的蘇軾不但承繼、發揚其學說理念，更在情感上與之一脈相承。《宋史·歐陽修傳》附傳謂：“子發……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脫脫等：《宋史》卷三百一十九，第10382頁。）換言之，蘇軾之“哭”者，是以歐陽發有蔡邕、張華之才學，卻不幸英年早逝。然而考諸史實，則蔡邕雖為“曠世逸才”，卻死於王允之手；張華雖獲阮籍讚賞，說他有“王佐之才”，但最後亦為趙王倫所殺。則蔡、張二人皆死於非命（範曄：《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第2006頁；房玄齡等：《晉書》卷三十六《張華傳》，第1069頁，第1074頁。）。如此，蘇軾的“哭”似乎就有點言外之意。與其《祭歐陽文忠公文》並讀：“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第1937頁。）雲雲，則蘇軾早在歐陽修去世之初已隱約有世道不靖之意，因此他後來再以歐陽發比蔡邕、張華，重點或不在其死之不得其所，而在時代的相似。據歐陽發卒年四十六歲推算，則他死於元豐八年。而蘇軾在元豐二年因烏台詩案流放黃州，至元豐八年哲宗立，才得以知登州。如此，經曆九死一生的蘇軾之“哭”，所謂“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蘇軾：《祭歐陽伯和父文》，《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第1948頁。）者，就頗有以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深意了。
但若再深入探究，蘇軾之“哭”或也有為歐陽修而哭，甚或代歐陽修而哭之意。就名氣而言，蘇門父子三人皆因歐陽修之知遇而受惠揚名，眉山蘇氏本身即是當時博通知名的文學家族，就連軾子蘇過亦頗有文名，但一生薦人無數的歐陽修，其子侄卻居然都沒能真正承繼發揚其學，也都沒能續在文壇有所作為：歐陽發雖“敏且藝”，但隻終於“殿中丞”之官職；次子歐陽奕雖然“誌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蘇軾：《祭歐陽伯和父文》、《祭歐陽仲純父文》，《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第1948頁，第1940—1941頁。）。歐陽修也曾“以其質敏”而書誨學帖“以勵其學”，但他卻“得年才三十四，位不及美顯”（周必大：《益公題跋》卷二《跋歐陽文忠公誨學帖》，第17上頁。）。早在元豐元年即已去世，比其兄死得更早。三子棐雖頗有天賦，被歐陽修寄予厚望（歐陽修《鳴蟬賦並序》後有跋雲：“予因學書，起作賦草。他兒一視而過，獨小子棐守之不去。此兒他日能為吾此賦也，因以予之。”《歐集》卷十五，第139下頁。畢仲遊亦曾記此事，見其《歐陽叔弼傳》，《西台集》卷六，第85頁。），但後來卻因坐黨籍廢，其名未顯（歐陽棐生平稍見《宋史·歐陽修傳》而不詳。汪淳引用《廬陵縣誌》卷十七，以為歐陽棐因得罪魏泰，出知潞州，元符末年始得還朝，享年六十七。見汪淳：《韓歐詩文比較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第32頁。而據葉國良所言，歐陽棐的墓誌1985年於新鄭縣辛店鄉歐陽寺村出土，載其家世生平、仕履巨細靡遺。則似乎至此後人才對他有比較多的認識。見葉國良：《歐陽修父子親友之植物愛好及其對宋詩題材的影響》，見《紀念歐陽修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6—57頁。）；四子歐陽辯也隻能贏得“處世雖艱心地吉”（畢仲遊：《西台集》卷十八《次韻和歐陽季默觀書紀事之什》，第280頁。蘇軾也有《送歐陽辯監澶州酒》，見《蘇軾詩集》卷二十九，第1540—1541頁。）的安貧樂道名聲。如此，元豐八年，經曆大難之後的蘇軾，麵對恩師後人如此之結局，回想故人一生的奮發有為、對子侄輩的厚愛，還有對氏族仕進的殷切盼望，所謂“自宋興三十年……始以進士登於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於科。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才二人。……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歐集》卷七十一《歐陽氏譜圖序》，第532下—533上頁。）之悲歎，則蘇軾之“哭”仿佛就與歐陽修當年的“慟”與“遲而又少”的失落有了一種遙相呼應之效果（再者，歐陽修孫歐陽憲，據蘇軾《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其一謂：“讀遍牙簽三萬軸，卻來小邑試牛刀。”明顯也是不遇於時，默默無名；另外聲名較著，所謂“真得六一先生之傳”者的歐陽懋，也是“中遭亂離，挈族南徙，流離困苦”。顯然遠遠不及其祖。參《蘇軾詩集》卷三十四，第1793頁；樓鑰：《攻媿集》卷五十二《靜退居士文集序》，《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714頁。）。樓鑰“歐陽氏久不振”（樓鑰：《攻媿集》卷五十二《靜退居士文集序》，第714頁。）之說顯然並非虛言。故王文誥在蘇軾《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其一詩後舉紀昀所言：“多從六一生情，便非泛泛之筆。”（《蘇軾詩集》卷三十四，第1793頁。）畢仲遊說得更好：“嗚呼……出文忠之門者，得其片言隻辭，見於文字為稱道，已足自負而名天下。況於叔弼甫者，親為其子，又文忠公之所賢，父子之門，非他人親炙之所可及，而竟不得以文章少見於世。”（畢仲遊：《西台集》卷六《歐陽叔弼傳》，第87頁。）這些雖是後話，卻也從家族文學傳承的視閾下反映了蘇軾對歐陽修情感的深刻理解。
此外就是歐陽修長輩的死亡。
歐陽修四歲而孤，隨母去隨州依靠叔父歐陽曄。叔父“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對歐陽修“教之如己子”（《歐集》卷七十一《歐陽氏譜圖》，第531下頁。此外，程大昌《演繁露續集》謂：“歐陽曄，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王栐《燕翼詒謀錄》也說：“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見程大昌著，張海鵬校訂：《演繁露續集》卷六，《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54頁；王栐：《燕翼詒謀錄》卷四，《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2頁。）。因此歐陽曄死後，歐陽修表達了其哀悼悲慟之情：“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複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歐集》卷二十七《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第217上頁。）同年還寫有祭文雲：
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絏，使修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歐集》卷四十九《祭叔父文》，第356上頁。）
祭文寫於慶曆四年。寫得很簡短，很含蓄，沒有歐陽修祭文中一般慣見的悲慨。但這顯然不是歐陽修全部的情感。很多年後，熙寧元年，歐陽修遙想潁州，寫下這麼一首詩：
餘生本羈孤，自少已非壯。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悵。……恩私未知報，心誌已凋喪。……共載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麵百花開。（《歐集》卷九《新春有感寄常夷甫》，第102下頁。） 生命是什麼呢？生命是羈孤、是老病、是心誌的凋喪；而歐陽修以這樣的生命憶念潁州的焦陂、企盼那四麵百花的壯觀。這顯然是熙寧元年的歐陽修，但似乎也是慶曆四年的歐陽修。自幼孤艱，自少非壯，“羈孤”身世所引發的悲感和個人記憶其實更包含了對其叔父、父親和母親的家族記憶。如同他在叔父墓誌銘中的追念：“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嚐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集》卷二十七《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第216下頁。）二者並讀，然後叔父的哺養恩情，由此而見。如此，當熙寧元年的歐陽修以這樣的情感懷想童年，懷想未來的浮遊，則慶曆四年歐陽修羈絏無從自主的愧疚，與麵對至親死亡的痛苦，則似亦同時展現在百花盛開的憧憬中。
但讓歐陽修更深刻地體驗生死之慟者應是他的母親鄭氏。吳充《歐陽公行狀》謂“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字書”、“太夫人守節自誓”、“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事累公，使專務為學”（《歐集》附錄卷一，第1251下頁，第1250下頁。）。歐陽修的學問節行與母親的教養和榜樣可說是關係密切。韓琦《墓誌銘》也說：“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誌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歐集》附錄卷二，第1258上頁。）看似簡單的記錄背後，是北宋許多出身貧寒的著名學者文人靠寡母撫養、自學成才的辛酸過程。範仲淹、歐陽修無不如此。
所以，歐陽修雖然不因貶謫而作慼慼之文，卻又難免“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歐集》卷六十七《回丁判官書》，第512下頁。）的憂懼惶迫，後來又會因貶居地“好水土，出粳米、大魚、梨、粟、甘橘、茶、筍”、“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歐集》卷一百五十二《與薛少卿公期》其一、卷三十九《夷陵縣至喜堂記》，第1229下頁，第293下頁。）而不免感到喜幸。歸根究底，母親應是主要的因素。他不能不考慮寡母的安全與需要。所以在《與餘襄公安道》中傾訴“浮水奔陸……周行萬三四千裏”之苦楚後，又慶幸“侍母幸無恙”（《歐集》卷一百四十七，第1183上頁。）；也為夷陵“便於飲食醫藥”、“老幼無病恙”，滁州“雖僻陋，然奉親屍祿，優幸至多”、“親老一二年多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歐集》卷一百四十九《與梅聖俞》其七、卷一百四十五《與曾宣靖公明仲》、卷一百四十九《與梅聖俞》其十八，第1203下頁，第1162上頁，第1207上頁。）而安慰，凡此皆反映母子感情之深厚。因此母親生病，亦往往成為書簡中直言傾訴的重要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