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們上麵所講的三類愛情故事人神戀、人鬼戀、人妖、戀中，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幾乎所有的女性在男女關係中都扮演著主動者或進攻者的角色；第二，幾乎所有的女性對她所傾心的男人都能做到忠貞不渝，無論她們所愛的男人在愛情上是否作出對等的回報；第三，神女、仙女大都由出身高貴的人類美婦化身而來，她們雍容華貴、氣度不凡；鬼和妖卻大都出身貧寒，美麗、溫柔以及野性的堅強是她們最突出的特征。
從上述這些特點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性愛神話中所包含的文化涵義。在兩性活動中，女性扮演主動者或進攻者的角色，‘就其現實性而言，是絕對地缺少普遍意義的。盡管我們很難明確地指出，在什麼年代中國就有一整套用封建禮教來規約女子的言行舉止f律條。但是，可以肯定，中國女子在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中受壓迫受屈辱的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晏子春秋·天瑞》篇說：“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說：
古代的社會，女子多當作男人的物品。或殺或吃，都無不可；男人死後，和他喜歡的寶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無不可··一這種野蠻的風俗，到周末時雖有了改變，但男尊女卑的觀念卻依然如故。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禮記·曲禮》特別地規定女子“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皆，不苟笑，言必正方，不傾聽，毋激應，毋淫視，毋怠慢”。
到了漢代，對女子的規約就越來越嚴格了。班昭在《女誡》中說：“陰陽殊性，男女異形。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又說，“夫有再娶之義，女無再適之文。故日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也，夫固不可違也”二故事夫如事天。”公然為男女在婚姻生活與社會生活上的不平等張目，並從“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四個方麵，為女性製訂了嚴格的道德和行為規範。
唐代‘，宋若華更把她的異代姐妹班昭的t}女誡》作了變本再厲的發揮。她在《女論語·立身章》中說：
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旁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撅唇；坐美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擔獎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群；莫巍外璧；莫出外庭；出必掩麵；窺必藏形；男昨眷屬，莫與通名；女昨善淑，莫與相親。
宋代以後，程朱理學更把女子推入無底深淵，使得她們不僅在婚姻和家庭中毫無自主權，甚至當他們的丈夫或未來的丈夫不幸死去時，她們連生存的權利都沒有了。在這樣一種嚴格到殘酷程度的禮教製度熏陶下而成長起來的中國女性，是絕不可能突破時代和環境強加在她們身上的限製的。在愛情與婚姻生活中，她們隻可能是被男人獵取的獵物，或者說，隻可能是被男人玩弄的玩物。她們對於生活的理想，充其量不過是嫁個好男人，為這個男人生兒育女，並與這個男人白頭偕老。
可是，男人卻不同了。男人需要女人，而且需要不止一個女人，這女人還需要有質量貌美性賢。一個男人的身份，除了本身的地位、財富、才能之外，還要有嬌妻美妾來作陪襯。這既是生理的需要、傳宗接代的需要‘政治的需要(以婚姻聯絡不同的政治勢力)、也是精神的需要。所以，我們常常會發現一種現實與文化上的悖反現象：一方麵，在實際生活中，女性隻不過是男性的附庸，處於社會最低層；另一方麵，絕色美人又成為男性世界的偶像，男性與女性在原有的地位上角色互換。周幽王之於褒姐、唐玄宗之於楊貴妃，都可說是極好的例子因為他們都為女色所惑，女色所役，在精神上做了女性的奴隸。他們為女人而亡了國(此處姑從陋說)，卻得了風流夭子的美名。因為正統的封建倫理反對女性“淫視”，卻並不反對男人的“風流”，甚至把“風流”視為男子的美德。因此，風流就成為男人不可或缺的一層藻飾。連宋代名儒範仲掩、歐陽修在這方麵不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