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後一次見到德裏加奇是在富爾曼諾夫胡同我們家的前廳，就是我探監回來的那一天。我向德裏加奇借錢，他出去找錢，就此一去不返。當季諾奇卡打算送我們前往沃羅涅日，德裏加奇對她大發雷霆，要她改變主意。季諾奇卡十分憤怒，他們兩人於是分了手。大惑不解的季諾奇卡在沃羅涅日告訴我們，她這位情人如何突然歇斯底裏起來，他倆持續數年之久的關係如何一下一刀兩斷。我在戰後聽說，德裏加奇上吊自殺了。在反“世界主義者”的運動1948—1953年在蘇聯開展的思想運動，被認為是一場反猶太知識分子運動，但其主要打擊對象是蘇聯知識分子的親西方意識和思潮。中，他深感恐懼。德裏加奇並不以勇敢見長。
奧·曼並未嚐試去找出叛徒。他常說，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錯，在我們那個年代，原本就不應給人們以誘惑。奧·曼被捕時坐在扶手椅裏的勃羅茨基，其做法就不是沒有原因的，有一次他曾求奧·曼別給他朗誦危險詩作，因為若聽到那些詩作，他就不得不前去彙報……“沒有德裏加奇，也會有另外一個人。”奧·曼常帶著驚人的冷靜這樣說，當我就德裏加奇的事對他喋喋不休的時候。我則很想把一切都歸咎於這個小人，因為其他的可能都的確讓人難以承受。去懷疑某位我們視為朋友的正人君子，總是要比栽贓無足輕重的德裏加奇沉重得多，但我仍一直無法確信德裏加奇是個告密者。
在奧·曼被調查時，德裏加奇的名字未被提及。他們或許是在保護線人，但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那些負責監視我們家訪客的告密者未曾見過德裏加奇，因為德裏加奇和季諾奇卡通常在白天來我們家，季諾奇卡晚上常有演出，她有些害羞，怕見我們的熟人，更願意與我們單獨相處。告密者們總是喜歡向秘密機構通報所有的造訪者，他們關注的焦點不是某一個人，而是整個小圈子。在我們這個案子裏，赫裏斯托夫羅維奇就幾乎知道到過我們家的每一個人。
德裏加奇能一下記住十六行詩句嗎？我從未聽到他重複他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詩句。那首關於斯大林的詩，奧·曼隻當著他的麵讀過一次，而且還有另一個人在場，即畫家兌什列爾兌什列爾（1898—1980），畫家、舞台美術家。，這對於奧·曼而言是有悖常規的。這位畫家的名字在調查中也沒出現，偵查員從未提及他。可我們無法弄清最主要的一點，即德裏加奇聽到的是這首詩的哪個版本，其中有無“農夫鬥士”一詞。好像是沒有。兌什列爾很少來我們家，他在奧·曼被捕前不久才來過我們這兒，當時第一個版本已被徹底舍棄。隻有一個人經奧·曼同意曾抄錄此詩的第一個版本，但此人的一生表現證明他不應被懷疑。或許，有人從他那兒偷走了此詩？這一猜測不失其可能性，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從每個人家轉向秘密機構的途徑要簡單得多。
德裏加奇在奧·曼被捕後的行為可解釋為膽怯，或是那種著名的疾病，即害怕被人視為告密者。就其身世來看，他似乎比所有人都更近似這一角色，但可怕的是，那些看上去無論如何也不像告密者的人卻也會幹出這樣的事。這一行當裏有多少十分體麵的太太和有修養家庭出身的青年啊，要知道，每個人都會信賴這樣的人！那裏還不乏獻身於科學和藝術的思想者，他們能用細膩、智慧、優雅的談話打動人心。較之於缺文少墨的德裏加奇，這些人無與倫比地更適宜於那種角色！但是最終，德裏加奇卻一命嗚呼。他不過是一隻偶然生活在恐怖年代的可憐甲蟲。人難道真的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嗎？他的行為，甚至連他的性格，全都被時代所左右。時代會用兩個指頭夾起一個人，從他身上擠出時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惡來。
還有一個問題，即秘密機構何時獲悉了這首寫斯大林的詩？此詩寫於一九三三年秋，奧·曼於一九三四年五月被捕。或許，在奧·曼抽了托爾斯泰耳光後，當局開始監視奧·曼，通過特工采集消息，從而獲悉了此詩？要不，此詩被放置了整整大半年，他們一直沒采取行動？後一種情況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德裏加奇開始造訪我們的時間很晚，是在隆冬，而他直到春天才贏得我們的信任。
最後一個問題：我沒有像同時代大多數賢妻良母那樣趕走所有朋友和熟人，以便讓我倆單獨待著，我這樣做是否有錯呢？隻有一件事能減弱我的罪責，即奧·曼反正會掙脫看管，給他遇到的第一個人朗誦禁詩，而在我們那個時代，一切詩歌都是違禁的。自我約束和自我逮捕的體製不適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