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德裏加奇二十年代中期在基輔相識，當時，一群年輕記者把當地一家報紙的傻瓜編輯弄迷糊了，使他同意發表奧·曼的一組小文章。在中心城市，這樣的事情不可能發生。德裏加奇的妻子，一位純淨的金發姑娘，也是始終為奧·曼張羅的人之一，她是我的中學校友。他倆的住處離我父母家不遠，我們去基輔時常常和他們見麵。幾年後，德裏加奇來到莫斯科，與奧·曼一起在《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編輯部工作。曼德施塔姆於1929年秋至1930年初曾負責編輯《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的“文學之頁”欄目。他幹的時間不長，因為莫斯科的好漢們喜歡排擠外省人。一天，德裏加奇容光煥發地跑來我們家，他終於撞上大運：他撿到他的死敵、該報一位負責人無意間丟落的一封信。這是一封進城謀生的鄉村青年所寫的典型書信。他在信中向親朋好友、夥伴鄰居致敬。他告訴媽媽，感謝上帝，領導很喜歡他，很欣賞他。他不會再依靠別人，不會再失業了。事情眼看就有指望了，他會獲獎，得到一間房，到時候他就把某一位兄弟接過來，讓兄弟也出來闖蕩闖蕩。
這封信充滿人情味，其中羅列出一位共青團報紙負責人的個人興趣，而他本無權這樣做。此外，這個小夥子還提到上帝，這是共青團領袖們所不允許的。就連“感謝上帝”這樣的說法，也會被視為宗教的遺跡。這位青年顯然在過著雙重生活，說著雙重話語。他們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將工作單位的語言、崇高的意識形態語言轉化為家庭語言呢？我們最傑出的劇作家一直渴望能寫出一部描寫這種雙重語言、這一轉化時刻的劇作來。即埃德曼。可是他屬於老一代作家，因此未能實現這一構思。他摩拳擦掌，老是在問：“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是在街上還是在家裏？……”多年之後，另一位年輕得多的作家訴諸這一題材，他寫了村蘇維埃的一次會議，在他的小說中，村蘇維埃主席剛一搖響宣布開會的鈴鐺，農夫們便立即轉而操起官方話語。指亞曆山大·亞申（1913—1968）的短篇小說《杠杆》，刊於《文學莫斯科》1956年第2期。
德裏加奇打算充分利用他得到的這份東西，即一位共青團報紙理論家寫下的雙重語言家書，德裏加奇的目的就是向更高層揭發他的這位敵人。他來到我們家吹噓他的成功，還給奧·曼看那封信。奧·曼一把奪過那封信，將它扔進了火爐。
對於那個時代，即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而言，德裏加奇的行為十分典型。在為意識形態的純潔而展開的鬥爭中，領導層千方百計地鼓勵“勇敢的揭發者”，這些揭發者“不顧情麵”，暴露其同事身上舊式心理的“殘餘遺跡”。那些人的名聲如肥皂泡一般爆裂，而揭發者們卻平步青雲。在那一時期爬上去的活動家無一例外地都使用過這一手法，即揭發自己的領導。否則你又如何能占據領導的位置呢？那封信本可使德裏加奇獲得更好的工作，但讓我們感到驚訝的是，他居然被奧·曼說服了，他離開我們時有些傷心，但並不生氣，盡管他獲得更好未來的希望已在火爐中化為灰燼。不過他或許還是生氣了，因為在此事發生之後，我們有好幾年都沒看到他。
在一九三三和三四年之交的那個冬天，德裏加奇再次現身於富爾曼諾夫胡同。是季諾奇卡領他來的，季諾奇卡是一個小演員，她身材不高，打扮奇特，但很可愛，我們是在亞洪托夫亞洪托夫（1899—1945），演員，“獨角戲”體裁的創始人。家認識她的。我們回憶起那封信來，德裏加奇感謝阻止他幹出那件卑鄙的事情。他很快贏得我們信任，那樁共青團往事不再被提起，小夥子們在那些年代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不能因為一個舉動就追究他們終生吧……
一九三三年，德裏加奇圍著別濟緬斯基別濟緬斯基（1898—1973），詩人。轉，通過後者找到一些報刊方麵的活計。他時常建議奧·曼就各種事情去征求一下別濟緬斯基的意見，當時奧·曼正麻煩纏身，即先後與薩爾吉疆和托爾斯泰鬧出的兩場風波……就在被捕之前，德裏加奇曾勸說奧·曼去見一位女檢察官，那位檢察官是別濟緬斯基的朋友，德裏加奇建議奧·曼向那位檢察官說明抽托爾斯泰耳光的原因。我不清楚這陣張羅可有結果，但我知道奧·曼給德裏加奇朗誦過那首寫斯大林的詩。
奧·曼被捕後的那個早晨，別濟緬斯基一大早就給我們打來電話。我解釋了夜間發生的事情，當然是用間接隱晦的語言說的，但這種語言大家全都能聽懂。別濟緬斯基吹了一聲口哨，掛了電話。無論此前還是此後，他都沒給我們打過電話。德裏加奇究竟對他談過哪些關於奧·曼的話呢？也許，他聽到一點奧·曼被捕的風聲，便打來電話確認一下？可他是從哪兒聽到這個消息的呢？有誰會知道呢？要知道，逮捕令是雅戈達簽署的，在奧·曼被帶走後很短的時間裏，僅僅幾個小時，消息便傳播開來。別濟緬斯基為什麼要打來電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