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見到茅於軾，問起他對這次事件的看法，他重申道：“因為這樣，我們必須被打敗！”
抗戰期間中國雜誌《大眾生活》：封麵為一二九運動中號召大眾拋開分歧、挺身奮起的女大學生。
1999年9月27日，浙江舉行有歌星屠宏剛領銜的文藝演出。一小品說“日本鬼子龜田大佐”號召中國人搞計劃生育，等演出完了，請大家到後台來領避孕套。“漢奸”說：“敵後武工隊到舞廳泡妞兒去了，去泡李向陽的老婆去了。”觀眾有的拍手大笑，有的氣憤地用易拉罐和礦泉水瓶將他們哄下台去。
長春酒吧多次上演“鬼子調戲花姑娘”的鬧劇，笑星高秀敏在小品中也說女兒是“花姑娘”。在吉林的長春、延邊、德惠，在南京，結婚鬧洞房，新郎裝扮成鬼子兵，手提棍棒、掃帚當槍，故作下流狀，大喝一聲“花姑娘的有”，就鑽進洞房，解開上衣，對“花姑娘”（新娘）又抱又啃又摸又調戲，客人拍手叫好。這樣一種無視民族苦難、遊戲民族恥辱的行為頻繁上演，發生在南京和吉林，地域跨度之大，足以證明南北中國人“智能”的一致性和流行之廣。
2002年9月16日清晨，深秋的遼沈大地寒意襲人。我去撫順參加平頂山大屠殺70周年公祭大會。遼寧省和撫順市有關領導等1000多人出席公祭大會。白花挽幛，氣球高懸，一片肅穆，我的情緒深深沉浸其中。累累白骨堆積在坑裏，鬱積在心頭。一個年輕母親的骨骼身下壓著孩子，在生命最後的時刻，母親想盡最大可能把生的希望留給孩子，仍然沒有如願；有的骨骼邊上有月餅的模樣，未及品嚐，月圓即成月缺，節日變成忌日。
三個中青年婦女想必是受害者遺屬，哭聲響徹大廳，同參觀者的靜默形成鮮明地對比。70年過去了，怎樣的傷痛讓三個根本就沒有經曆過那場苦難的婦女如此哀傷，我不忍心打擾。哪怕有再苦痛再經典的故事我也不能盤問，揭開傷痛的滋味不好受。無論對於我，還是對於她們。
400多個日本人參加紀念會，還有一個5歲的日本小孩阪本義一，用生硬的漢語對我說“謝謝”。三個日本僧人跪在遺骨邊敲著木魚念佛祈禱。而後，日本人友好地向乘車離去，卻絲毫不理會他們的解放軍揮手道別。其實，和平和友誼應該同在。
我在返程途中，看到兩家酒店開業，軍樂隊鑼鼓喧天，好不熱鬧！而在一年後，參加這次公祭大會最高級官員遼寧省副省長劉貴田因為腐敗問題被撤職查辦。曆史又再開黑色玩笑，好殘忍。
2004年3月1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由收費向免費開放後，參觀者每天多達1.5萬餘人次。隨著人數增加，部分遊客隨地吐痰，丟煙頭、紙屑，甚至破壞館內設施，造成衛生環境惡劣。肅穆祭奠30萬苦難生靈的紀念館竟成為嬉戲作樂的公園。
沈陽火車站前便衣警察抓捕多名犯罪嫌疑人
江澤民主席高度評價紀念抗日戰爭鳴警報，說給人以警醒。
每年的九一八，許多城市鳴警報、敲警鍾，使人們通過刺耳尖利的聲音增強憂患意識和國防觀念，其意義不僅僅在於戰爭期間，也不僅僅用於真正的聽力感受。對於處在前進中又不乏危機的中國，警鍾，需要常在耳畔回響。有形警鍾一時，無形警鍾一世。警惕的太多了。
九一八，有人當作就要發，有人當作揪一把，更應該是救一把，拯救一把自己，拯救一把社會，拯救一把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和國家！
1969年9月18日，同樣是在沈陽，這個日本侵略中國的最初開始地，38歲的張誌新因為譴責文化大革命，以“反革命”的罪名關押在隻能容納一人，而且隻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號”裏，受了7年殘酷折磨，最後被慘無人道地割斷喉管，剝奪了她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權利，執行槍決。
1992年9月18日淩晨，古城開封博物館69件珍貴文物被盜。這是建國後最大的館藏文物盜寶案。2000年9月18日晚，和同伴殺死22人、搶劫盜竊巨額財產的匪首張君重慶被擒。這是社會發出的刑事警報。
2000年9月18日，我在長春偽皇宮參觀，裏麵竟然放流行歌曲，解說員閑聊嬉笑，嚼著口香糖，說“問世間情為何物”。一個姑娘不耐煩地大聲催促父親：“這有什麼看頭，快走吧！”。這是我們的所謂牢記者發出的麻木警報。
2002年9月18日，我去沈陽參加抗戰紀念活動。在網吧，我才第一次知道還可以用語言聊天，罵聲響徹網吧，極具色情殺傷力。5分鍾沒有一句重複，一口氣下來。這是我們後代發出的教育警報。
紀念活動開始前，在九一八紀念館附近柳條橋邊，三個人毆打一個人，被打者喊“110，110”。沒人去報警，包括我。71年前日本侵襲北大營，東北軍能報110嗎？曆史和哲理總是這樣無奈。這是我們曆史發出的寓意警報。
紀念活動開始了，警報未結束，理應靜止的領導的轎車首先開動，外麵數千人圍觀，爬欄杆上看。這是我們民族發出的自尊警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