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時社會上有一批“名流”“學者”，或以虛名鬻聲釣譽；或恃浮名信口開河；或者雖然業有專攻，卻偏要談他所並不了然的東西，以炫耀博學，因此，荒謬乖悖，錯誤百出。又因為是名人，就更容易迷惑視聽，誤人子弟，莫此為甚。
魯迅認為，必須將“名人”與“名言”分開，因為“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對“名人”“專家”的“專門以外的縱談”，要特別“加以警戒”。
魯迅的這一觀點，反映了他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因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量和質的規定性。名人所掌握的學問或技藝，也是如此。超越了這限度，在別的領域，他既非名人，自然也不會是名言；如果他還要硬充名人，以為自己無不可施，大放厥詞，隻能是悖論。然而以為名人之言一定是名言，這種積習由來已久，至今未絕。魯迅一反陳言，而且涉及了不少權威，表現了他的膽識。
二
誤認為名人總是會說出名言，有其客觀原因，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誰都願意聽聽名人的指點”。而且既是名人，認為他的話總比較保險。這便出現了盲從名人的積習。
那麼，問題就來了，“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魯迅的回答是，兩者都好，要看場合。但總的來說：“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
關於“博識家的話多淺”，魯迅說：“意義自明”，未加申說。為什麼？因為既是博識，一個人精力有限，不可能樣樣精深。
而“專門家的話多悖”一語，卻需要作具體的分析。因為“專門家”在他自己所“專”的一點上，的確很深刻，因此容易誤認為他會樣樣深刻。“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這樣就產生了兩個結果：社會上認為他所說無不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他自己也“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於是乎就悖起來了。”這類例子，中外都有。中國的，魯迅舉出了“小學的大師”章太炎，他談文獻，講《說文》，是“娓娓可聽”，然而“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了。談社會主義出名的江亢虎博士，更是如此，他連中國的字義都弄不明白，卻要來談訓詁，更“不知道悖到那裏去了”。又如，外國的病理學家維爾曉，卻不信進化論；昆蟲學家法布耳，卻反對解剖學，並說昆蟲也有道德。這都是名人的悖論。魯迅以無可辯駁的根據，論證了“專門家的話多悖”。
三
既然“專門家的話多悖”，為什麼還會有市場？魯迅分析其曆史根源是：“科舉的餘波”。
的確，在私塾裏揣摩高頭講章的儒生，一舉成名，便無所不能，“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
於是，餘波未盡，病根未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所以，魯迅堅決認為：“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並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為什麼？因為他們有過名人所沒有過的實踐。在這裏，魯迅表現了堅信真理來自實踐，來自與實踐結合的群眾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輝。
四
本文是由章太炎的攻擊白話引起的，章太炎曾是魯迅的老師，但魯迅奉行“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態度，“師如荒謬，不妨叛之。”(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信)文末，作者委婉地諷刺說：“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於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於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
本文是一篇極有思想深度的通俗的深入淺出的哲理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