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園林天下聞名，明代建園又有長足發展，明末出現了計成的《園冶》。《園冶》是中國，也是世界古代最早的園林設計學的經典著作，至今仍有指導意義。作者計成（1582年-？）是明末清初蘇州吳江人，是位造園家，能詩能畫，青年時遊曆大江南北，飽覽名山大川，中年後回到江南，專門為人造園，作品有儀征寤園、南京石巢園、揚州影園等，長期的藝術實踐，使他積累了豐富經驗。他總結經驗，寫成《園冶》。此書全麵總結了中國古代自然山水式園林的造園經驗、設計原則和具體作法，全書分“興造論”和“園說”兩部分，“興造論”闡明了造園藝術的指導思想，“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巧於因借，精在體宜”。“園說”分別闡述相地、立基、屋宇、裝折、門窗、牆垣、鋪地、掇山、選石、借景等具體作法。全書插圖共計235幅，可能也出自作者計成之手，當屬明末蘇州插圖。
綜上所述，明代插圖藝術有六大中心（六大地方畫派），其中蘇州插圖，尤其是小說插圖，是明代小說插圖中數量最多，質量最高，也最成熟。所以當前談明代木版插圖隻講金陵、徽州、杭州、建陽四派，而不提蘇州插圖是不對的，實屬重大遺漏。明代小說插圖數量多、質量高的應首推蘇州插圖。本文反複強調蘇州插圖，就是為了彌補中國古代插圖藝術史上這一重大遺漏。當然蘇州插圖起步較晚，早期學習杭州、金陵插圖，但是後來者居上，很快就在明末超過了金陵、杭州，反過來又影響，甚至於同化了金陵、杭州，以至於明末三地插圖很難區分。這與蘇州明末城市商品經濟大發展，市民文化興起，人文薈萃，盛況空前有關係。
金陵、杭州插圖以戲曲為主，小說為輔，興起較早（萬曆前期，16世紀末），各有特色，各有千秋。萬曆後期（17世紀初）受徽州插圖影響，逐漸徽化。明末天啟、崇禎又受蘇州插圖文化影響，又出現了蘇州化。
徽州插圖和吳興插圖都以戲曲插圖為主，小說插圖極少，自然以少為貴，而且畫風獨特，藝術水平很高，影響很大。
福建建安、建陽出版的書，一般稱之為“建本”，插圖時間最早，數量最多，但長期以來沿襲宋元古製，上圖下文，簡樸粗糙，明末又大量盜版，粗製濫造，最後走上了自我毀滅時的道路。對於建本圖書曆來評價不高，早在南宋葉夢得（蘇州人）《石林燕話》上就說：“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明代萬曆大藏書家、文學家胡應麟（1551年-1602年，萬曆前期，浙江蘭溪人）在《少室山房筆叢》中也說：“凡刻（書）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值重，吳為最，其值輕，閩為最，越皆次之。餘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這是對萬曆前期（16世紀末）明代刻書情況的總體評價，浙人誇吳，還算公正，對我們研究明代木版插圖藝術也有指導意義，明代插圖藝術情況也大致如此，也是“蘇常為上”，“湖刻、歙刻驟精”，“閩本最下”。與胡應麟同時而稍晚的謝肇淛（1567年-1624年，萬曆後期，福建長樂人）也說：“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版紙具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情況與上述胡應麟說得差不多，福建人罵福建，還算客觀，也適用於我們研究明代插圖藝術，尤其是他說的：“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真是至理名言，對我們今天發展插圖藝術也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