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橋公路上，司令、軍長、師長追蹤打鬧。 ＷｗＷＣＯＭ
一會兒整隊齊步走，一會兒從路邊撿根樹枝當紅旗或扛在肩上當槍，累了坐下聊。海闊空，歡聲笑語，看上去真有那麼點“無憂無慮”。
這跟帶嫌犯去指認現場差不多，要采取一些必要的防範措施。
交警前後路口設置路障，機動車輛繞道而行。十幾個民警換上便衣，騎電瓶車或步行一路跟著，現行人圍觀立即上前勸阻，幫他們“清場”。
三輛懸掛地方牌照的車，一輛負責指揮，一輛負責攝像錄音，韓博和周素英坐在中間的商務車上，負責觀察及“場外指導”。
曲聰開車，身邊沒外人。
老寧探頭看看前麵的指揮車，嘀咕道：“韓博，你是領導，你去BJ見過大世麵，你我們公安這麼混成現在這樣。案件正在偵查階段，家屬就開始告狀上-訪，搞得局領導焦頭爛額，搞得跟犯過多大錯誤似的。”
“不理解？”
“讓我怎麼理解，想當年我們當派出所長時什麼樣，一不二！你最有言權，你搞那麼多次行動，打擊過多少人，抓就抓，罰就罰，他們也就是在背後叫你‘韓打擊’，哪敢嘰嘰歪歪，哪敢到處告黑狀。”
當時經費緊張，不過當時公安比現在有威信。
現在人看見公安不怕，當時的人被公安找上門或被帶到派出所腿真會軟，不管有沒有犯事。
案中的張興寶不是普通老百姓，不僅在市委車班工作，退伍前甚至上過戰場打過仗，可一想到公安就怕，以至於隱瞞重要事實那麼年，為自證清白甚至主動要求調入公安局。
犯罪分子擔心被公安嚴打，沒犯罪的人擔心蒙受不白之冤。換言之，當時群眾的那種怕，當時公安的威信，是建立在許多“不規範”基礎之上的。
“韓打擊”已成為曆史，現在不可能再出現，要是再湧現出一批“韓打擊”、“王打擊”、“李打擊”，那無疑是一種倒退。
“寧局，法律法規越來越健全，隨著法律知識的普及，群眾的法律意識越來越強，連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都在增強。司法機關在辦理具體案件中，也越來越注重保護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我們不能再跟以前一樣，必須與時俱進。”
韓博遙望著跟單玩得正歡的張大勇，不無感慨地：“以前怎麼破案的，有口供就能破案。唯口供破案還是破案麼，刑-訊-逼-供與犯罪何異？所以原先那種等待審訊結果，再去外圍印證的做法必須轉變。”
“零口供辦案，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不能因為難而不去做。”
正準備跟老朋友推心置腹談談，手機突然響了，馮進程打來的。
“韓支隊，嫌犯親屬果然作了偽證，在鐵的事實麵前，張大勇父母承認鐵錘是他們家的，承認之前沒實話。但依然堅稱張大勇不可能殺人，什麼錘子已經不見很久了，肯定是別人偷走殺人，然後栽贓嫁禍的。”
意料之中的事，不過他們的心情可以理解。
韓博掛斷手機，周素英突然道：“韓支隊，案件查到這份上似乎已經水落石出，但就像你剛才的，我們不能憑口供或其它單一的證據就認定張大勇殺人。”
來安樂做什麼的，現在又是在幹什麼，答案隻有一個，是在想方設法證明“武瘋子”殺人。
不能先入為主，不能犯旬麗案專案組當年的錯誤。
韓博沉思了片刻，抬頭道：“楊二根確實無意中教唆過，案前三，被害人開車時也可能濺過張大勇一身水。但這不能作為殺人動機，因為時隔三是一個重大疑點。他不是普通人，他是精神病人，存在智力障礙的精神病人，要報複早報複了，不可能等三，更不可能精心策劃，不能有預謀地去殺人。”
周素英點點頭，一起分析道：“昨的許多事他今都想不起來，三時間對我們來很短，對他來既短也漫長，有可能記仇。同樣可能遺忘。”
“也不能排除無意中遇到被害人，想起被害人濺過他一身水，腦子一熱，把被害人當成‘資本家’消滅的可能性。”
“有這個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政委，什麼意思？”
“他具有一定暴力傾向，也確實毀過物傷過人，但那是在病期，且殺人對他來不是一件容易事。”
老寧反應過來，一臉驚詫地問：“周政委，你是他現在沒犯病，他現在很正常？”
“昨不敢確定，現在可確定他不在病期。從案件材料、看守所同誌介紹和昨晚走訪詢問情況看，他這一個多月病情還是比較穩定的，神智相對清晰，有一定自控力。”
“難道真有人栽贓嫁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