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發生的事件開啟了戰後科索沃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國際組織和科索沃人都“不愉快地醒來”。如布勒裏姆·沙拉（Blerim Shala）所寫的那樣，這些事件突顯出“科索沃政治和傳媒的地位降至最低點”。見《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傳媒監控專員（UNMM）的媒體分析》，2004年11月22日。在出現一個階段的權力真空和進展全麵停滯之後，隨著2004年夏天艾德報告的出爐以及耶森——彼得森被任命為新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特別代表，科索沃的發展又重新煥發了生機。哈拉迪納伊與彼得森堅決有力的工作使科索沃的局麵出現了長久以來的第一次積極轉變（至少營造了一個善意的氛圍），而伴隨他們工作的是貝爾格萊德方麵繼續阻礙拖延的立場，直到2005年的頭幾個月貝爾格萊德內部才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意見分歧，其不妥協的態度也才一定程度地弱化了。見2005年4月25日《新蘇黎世報》文章《貝爾格萊德科索沃政策的變動》。由於耶森——彼得森的積極有力工作，國際社會和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能夠重新獲得信任和立足之處。但是從根本上說還是非常難以確定科索沃能否在夏天到來的時候取得執行優先標準的決定性進展。
經曆了哈拉迪納伊離職後，政治進程的停滯時期以及科蘇米政府遭到腐敗和犯罪譴責引發的動蕩之後，科索沃出現一種各界對現狀各抒己見的非常開放的政治局麵。據布勒裏姆·沙拉（Blerim Shala）的分析，悲觀主義者和樂觀主義者在這裏平分秋色：“以耶森——彼得森為首的樂觀主義論調大談執行優先標準與原政策的因果聯係、地方政府的改革進展等等，同時也著力於推動解決最終地位進程，從而鼓勵地方政府努力工作爭取實現標準。不過樂觀主義者們意識到了障礙所在，也很清楚科索沃真正能做到的又是哪些東西。悲觀主義論調則易於忽視貝爾格萊德采取的消極破壞政策而一味大範圍鼓吹科索沃人將在實施優先標準的工作上遭遇失敗。”見《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傳媒監控專員（UNMM）的媒體分析》，2005年3月21日。樂觀主義者或悲觀主義者是否將保留這樣的言論權利，從目前（2005年6月初）來看還很難說。一係列因素的發展變化將對此起到決定性的影響。許多事情取決於科索沃政府和科蘇米總理的意願，比如：認真地致力於保護少數族裔，為難民的回返采取措施，為穩定的安全狀況做出貢獻等等。目前在科索沃仍然存在一條鴻溝，一方麵是政府在向少數族裔喊著樂觀主義的口號，做著慷慨激昂的承諾；另一方麵當地的實際情況從2004年3月以來就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此外在優先標準執行和少數族裔狀況問題上的進展還將依賴於政府和反對派是否能夠在這些重要事務上攜手並進。政府首先必須——在目前對內采取阻礙封鎖政策的情況下幾乎不會出現——通過與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合作在持續惡劣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取得有效進展。而科索沃社會嚴重的有組織犯罪問題將繼續或多或少地被忽視，這對於社會的積極發展來說無疑是一處明顯的軟肋。複雜的政治局勢難以預見到發展趨勢，這主要又是源於塞爾維亞政府推行一套阻撓拖延的科索沃政策以及科索沃塞族目前在如何對待即將到來的決定問題上難以取得一致立場。
要對於今後幾個月局勢的發展做出預測是極其困難的。國際戰爭與和平報道研究所的斯泰西·沙利文（Stacy Sullivan）這樣說道：“盡管有進展的些許跡象，科索沃所麵臨的根本性的政治經濟問題將使它很難達到要求的條件。既非受塞爾維亞管轄，又非脫離之，這樣一種不倫不類的保護關係主掌政局達六年之久，人人都想逃離這個人間地獄。經濟蕭條連帶著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和對聯合國管理機構的敵視態度日益增加的情況，意味著現狀不可能在維持多久了——然而早期危機的征兆看來在國際社會遲滯的處理方式中並未予以考慮和重視。”見《巴爾幹危機報告》，國際戰爭與和平報道研究所（IWPR），2005年4月1日。有一點至少還是得到了關注：最後一波的暗殺和政治謀殺、持續惡化的居民經濟與社會狀況以及政治精英們圍繞科索沃獨立上演的好戲都證明了科索沃危險的政治停滯局麵。阿爾巴尼亞語日報《柯亞·迪特爾（Koha Ditore）》（時代日報）主編阿格隆·巴伊拉米（Agron Bajrami）對當前局勢做出了一番令人擔憂和警覺的評估，並警告所有在科索沃活動的團體：“你們喜歡今天的科索沃嗎？這是你夢想中的科索沃嗎？還是你們認為一切都是暫時的……政治暴力猛增，成為靶子的最好方式就是進入政治或是高聲批評政治。地方自治機構和國際機構的可信度降至可以想象的最低水平。今天還有誰會信賴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政府、總統、議會、法院、警察或是海關？科索沃人不再希望‘不斷進行的調查研究’。應當與犯罪作鬥爭或是幹脆給犯罪以合法地位。科索沃人期待明確迅速的回答。不要兜售政治主張……在一個正常的世界裏爆炸攪了你的清夢，把你吵醒。而科索沃看起來卻像一個聾子一般睡著了，如果它此刻仍不醒來，那麼唯一的可能就是它永久地這樣睡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