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明生：日本的社會很穩定，很成熟，當然尖閣列島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我們要努力避開衝突、事故和戰爭，大多數日本人認為日中關係非常重要。
邱震海：但是從中國普通老百姓的認知以及媒體的解讀上來看，很多形勢的改變恰恰來自日本，如果日本2012年不去購島，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中日關係可能會相對比較穩定。
高原明生：我覺得這種看法比較片麵，要換位思考，要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問題。第一次改變現狀的行為是從中國開始的——2008年12月，中國的公務船來到尖閣列島的領海。以前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件，以後也有很多中國的公務船來到尖閣列島的海域，所以日本前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09年提出擱置主權問題，共同開發。之後仍有很多船過來，日本人非常擔心，這種情況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吳建民：這一點我不讚成高原明生先生的意見。回顧中日關係這兩年的發展，中日關係走向惡化是什麼時候？首先是2012年10月16日，石原慎太郎先生在美國宣布要購島，這一點引起中國人民的很大猜疑。為什麼石原要跑到美國宣布？然後中國方麵一直在努力，勸日本不要購島，日本政府想實現所謂國有化。2013年9月初，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誌軍去日本，就跟日本的官員談了這個問題，勸他們不要購島。第二天，這位官員被任命為駐美大使，沒有人跟張誌軍談了。9月10日，在海參崴，胡主席對野田首相講不要買島，否則會有嚴重後果，但日本不聽。原來釣魚島是在私人手裏，現在要國有化，中國老百姓當然不幹。正是這個事件最先引起了極大不滿
中國人過去曾多年受人欺負，對於領土問題我們非常敏感。在中國正崛起的時候，日本要把我們有充分證據證明屬於我們的釣魚島國有化，中國人當然會反對。所以，高原明生先生，恕我直言，你剛才講到的是片麵的，但是你應該看看整個事態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應當說日本是存在問題的。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地描繪我與羅援和吳建民兩人的交往與對話，是為了澄清大家對羅援的“鷹派”和吳建民的“鴿派”標簽的誤解。羅援在“鷹派”標簽的背後，有不失理性的立場和對於國家發展的創造性建言；而吳建民在“鴿派”標簽的背後，也不失對原則立場的堅守。
2005年，當中國將領朱成虎在北京發出“美國幹預台海局勢，中國將不惜核戰”的言論後，我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題為《中國鷹鴿兩派之爭具前瞻意義》。至今九年過去了，現在回頭來看這篇文章，忽然覺得它不但沒有過時，而且似乎還更多了一層現實意義。下麵是這篇文章的節選：
以國際和曆史發展的眼光來看，任何國家的鷹鴿兩派之爭都須滿足兩個前提：第一，國家實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以至出現對外策略和國家發展方向之爭；第二，國家的多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以至從政府到民間的各種思潮均有自由表達的空間和平台。
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在中國漸露端倪的鷹鴿兩派之爭是一件好事，既說明中國的崛起已經達到一定程度，又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日漸多元化和自由化——試想，在毛澤東時代或鄧小平時代，怎麼可能出現中國軍方將領自由發表觀點而又遭到外交官員否定的事情？
然而同時必須看到，曆史上和國際上的所有鷹鴿兩派之爭又都滿足幾個共同的條件，即：第一，雙方都是從國家利益出發，因此完全不存在“誰更忠誠於國家”的問題，一切試圖藉爭論作出忠誠度或道德審判之舉，不是無知，就是無聊，甚至別有用心；第二，如果說現代西方國家的鷹鴿兩派之爭多為對外策略之爭，那麼曆史上所有崛起之國的鷹鴿兩派之爭則大都由兩個方麵組成，亦即國家策略之爭和國家發展方向之爭，前者大都會自動向後者轉化，隻不過前者往往見之於國家機器層麵（如政府官員、軍人和智囊），而後者則除了國家機器外，還須由知識界和思想界來承擔，從而成為一場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禮運動。
今天的中國由於種種原因，初露端倪的鷹鴿兩派之爭不但主要集中在國家機器層麵，而且主要集中在策略之爭上。但從曆史的經驗來看，策略之爭必然要向國家發展方向之爭轉移，後者將主要由知識界和思想界來承擔，而且其間發生裂變的可能性很大。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知識界和思想界在這方麵有過掙紮、蛻變，尤其是早年一些倡導民族精神和國家主義的知識分子，到了晚年都成為帝國主義的鼓吹者，其間的教訓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