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是：很多時候，我們試錯和糾錯的成本超過了改革的收益。這也就難怪改革的機會成本被無限推高，人民往往為此而跌入失望的境地。
在中國改革的早年，這樣的試錯和糾錯是完全應該被允許的，不然就不可能排除阻力，推進改革。但在改革進行了35年之後，尤其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任何“試錯”都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時，“改革—試錯—糾錯—再改革”的循環及其成本很可能是未來中國難以承受的。
認真研究中國轉型的深層邏輯
這一循環之所以發生，相當程度上在於我們對轉型的深層規律缺乏認真、係統、紮實的研究。
舉一個例子：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各國政府都在出手救市；我們一位很高級的官員據此公開表示：這再次證明我們的體製是行之有效的。換言之，既然各國政府都在幹預經濟，那麼中國的政府幹預經濟就是正常的，完全無須改革。
這實在是一個理論上的巨大誤區，它完全混淆了成熟市場經濟下政府的調控作用與中國經濟體製的本質區別。作為一個脫胎於計劃經濟的體製，中國的經濟體製依然殘留著極其濃厚的計劃經濟思維和行為模式，這種政府“越位”的做法恰恰需要繼續改革；而同時，由於對市場化缺乏全麵認識，中國在諸如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又過度市場化，政府完全“缺位”的現象又恰恰需要糾正。
遺憾的是，所有的這些政策誤區，都由於上述理論誤區而在2008年以後得到了加強。2008年以後，一方麵政府幹預之手越伸越長，經濟自由度嚴重下降，腐敗日益上升；另一方麵，政府保障之手不見蹤影，住房、醫療等公共服務產品完全被推入市場化的漩渦，任由國民在漩渦裏沉浮、掙紮……
五年後的今天，我們認識到了這些誤區並開始糾正，但成本已經太高。這樣的折騰，不是因為事情本身有多難，而完全是因為我們當年的官員及其智囊沒有好好做功課。
未來三年：我們走向何方？
反思過去是為了未來。
未來的三年，中國麵臨的挑戰一定將大大超過過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當中國“一不小心”成為“老二”之後，她與“老大”及其周圍國家的關係將變得愈發複雜，“老大”一定會布下很多陷阱（包括經濟領域的陷阱），就等著“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國的經濟放緩將呈現周期性和結構性兼有的特點，尤其是人口紅利下降等供求麵的矛盾，將倒逼中國直麵創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經濟自由度萎縮等一係列深刻而難解的問題。
第三，中國能否有效緩解因轉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的政局穩定與否，以及能否有從容的心情應對各種更為艱難的挑戰。
所有這些問題，都可能在2014~2017年間浮上表層，也需要在這三年間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藥方”。
說到“藥方”，略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其“藥理”必須與“病理”吻合，這樣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不然，若“藥理”與“病理”不符，也許能緩解陣痛於一時，卻必定不能消除病症於永久。這真可謂“一個病症，多種藥方”。但“藥理”是否針對“病理”，則十分考驗“醫生”的水平。
改革開放35年來，“藥理”與“病理”脫節的事時有發生，雖未釀成重大“醫療事故”，但“治療”的速度明顯拖慢了，走的彎路明顯增多了。
改革開放35年以來，中國其實從一開始就已走上一條良性的不歸之路，其終點就是在經濟繁榮和公民私有財產基礎上，完成公民權利的保護、社會多元的呈現、利益集團間良性的博弈、法治規範的架構、理性精神的確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義的實現等。
這一切都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邏輯。符合這些規律的“藥方”必然能將中國帶向國家強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來，並逐步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反之，革命時代的做法，也許能在短期內極大地振奮人們的精神，緩解社會陣痛，但必然無法解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