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人性的吉塘倉也有尷尬。比如對自己的九眼瑪瑙佛珠愛不釋手，不願將其供奉給上師，便謊稱佛珠已被摔碎而將其偷偷藏起；又比如麵對親生兒子不能相認、看望愛人時把自己從頭到腳裹得嚴嚴實實以免別人認出……這些細節都使人物性格更為飽滿可信，更容易使人留下長久的記憶。
書中所有出場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和吉塘倉有過交往。他的引導指點決定了許多地位卑賤的僧人、平民、藝匠的命運走向，就連人們尊崇無比的堅貝央大師，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樣。上一世堅貝央圓寂之後，吉塘倉親自主持了尋找靈童、認定靈童的全過程，其間撲朔迷離，充滿艱辛曲折。神佛與世俗、天意與人願、智慧與狡黠、渴望與機巧相纏相繞，使他反複處於漩渦的中心，忍受利刃撕割般的精神疼痛。一位僧人滿懷憂慮地在高原上行走——這時的吉塘倉似乎又更接近天國佛界。作者就是這樣在行動中刻畫人物。不管全書寫了多少人，吉塘倉畢竟是總主角，寫他和他所在的背景吉祥右旋寺，就是寫藏族文化的一個典型。作家對藏族文化知識極為豐富，體驗極為深刻，在寫作時往往輕車熟路、舉重若輕。有了這個前提，書中的一切都在閱讀中變為一種精神享受。我們樂於接受它。文化身份的確認
讀罷《首席金座活佛》，掩卷回味，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印象：作者十分珍惜自己“藏族作家”的文化身份。他在作品中力圖追求和達到的，是對本土、本民族文化傳統、宗教意識、人生形態、民族性格和集體心理……乃至語言滋味的準確把握。他最終將這部根植於民族文化土壤的著作，定位在曆史與現實交合的文化層麵上。藏民族在特定曆史進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在作家心中綿長地遷延，成為一種尋根式的文化痕跡而呈現出來。
毋庸置疑，這本書充分顯示了作者對本民族曆史與宗教文化背景的熟悉與了解，也充分顯示了一個寫作者的文學功底。在他筆下，慧根天賦、法相非凡的活佛與他們存在其間的藏傳佛教世界，全都是佛性和人性的融會統一。麵對這樣的講述，麵對全書無處不在自然流瀉的藏族情結，我們感到作家不僅對自己心愛的母族有著深深的眷戀之情，有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澎湃激情，更有著在本土經驗與摯愛基礎之上非常冷靜的思考。這思考沉重而堅定，由此得出的領悟使作家及其作品能夠以相當闊大的健康心態和勇敢精神，對本民族的曆史與文明進行深入到底的透視與剖析。更多對於事件的組織和對於人物的塑造又使我們感到這本書的寫作非常沉穩，作家沒有讓作品停留在對民族習俗、風土人情的外象展示，他不願意讓藏族文化成為別人淺層次的獵奇對象，更不想人雲亦雲地讓自己的母族變成世人跟中神秘的模糊符號，他似乎是要通這本書、通過整個“吉祥右旋寺係列”，讓人們用閱讀的方式去撥開民族神秘性的雲霧繚繞，還自己民族明朗清晰的本來麵貌。為此，作家借吉塘倉之口，把自己對本民族的深重憂慮、使命感、責任感、由衷的歌頌和尖銳的批評全盤托出，哪怕這是一次極有可能招來非議與指責的探險。我們的確在書中主要人物身上看到了九死不悔一往無前的犧牲精神，看到了他們勤奮鑽研渴求學業以期拯救他人的高貴品質，即使是最不了解藏族的人，讀了之後也會開始明白，是什麼樣的精神真正代表了藏民族、真正創造了藏民族？這個民族的曆史，它的文化，它那使今天這個科技高度發達的世界定睛矚目充滿向往的文明，是那樣古老而鮮活、那樣神奇無邊而明白無誤，世界因此而開始了對草原文明的重新探尋。
我們也同時看到了、記住了首席金座活佛吉塘倉的憂慮。曆史的沉澱中難免有泥沙沉渣，就連活佛也有束手無策的時候，有自己難以言說的痛楚。作者似乎在告訴自己的同胞，如果不清理自己精神的淵源，不梳理和把握自己精神的脈絡，就不可能開拓廣闊的未來，古老的藏族文化就難以在世界發展的總格局中找準自己的位置。
作為用漢語寫作的民族題材，如果能使語言更加洗練、敘述更加簡潔，將會進一步提高作品的吸引力。
長篇小說《首席金座活佛》已經完成，“吉祥右旋寺”係列卻剛剛展開，也許，它會以更為宏大的態勢邁人更為遼遠的曆史空間，成為未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嶄新景觀。
（作者：甘肅省戲劇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