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解決農民問題的實踐中，以農民和土地的關係為突破口，在尋求農村發展和解決農民問題方麵，既付出了代價，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就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
一是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當家作主站起來，並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二是在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業生產總產量有了比較大的增長，糧食總產量由1952年的16390萬噸增加到1979年的33210萬噸，年遞增2.5%，農業總產值由1952年的858億元，增加到1979年的1872.2億元，年遞增2.91%。程漱.中國農村發展：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63—264頁.中國農民的經營方式和經濟基礎完全被集體經濟所代替。
三是在理論上，提出和形成了一些解決農民問題的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積累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如農民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等思想。
四是在農村社會的全麵進步上，成功地對農民進行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空前廣泛和深入的社會動員和社會整合，結束了中國農民高度分散的局麵，農村社會的凝聚力形成。中國農民精神麵貌為之一新，廣大農民從舊中國的政權、神權、族權、夫權桎梏束縛下解放出來，根植於農民頭腦的封建、保守、愚昧、落後、迷信的社會意識讓位於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的革命意識，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有了比較大的提高，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成為農民的主導思想。
同時，在探索農民問題出路的過程中，也付出了代價。毛澤東的出發點是通過製度創新，使廣大農民富裕起來，但由於違背客觀規律，以至於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民的溫飽並沒有解決。人民公社近1/4的生產隊年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全國農民人均口糧在150公斤以下，吃不飽肚子，農村當時有2.5億人口生活在溫飽線以下。其中一個最大的弊病是它將城市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隔離開來。農村經濟仍以農業為本，農村的二、三產業十分不發達，結果使大量農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業上，大量人口滯留在農村，使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村現代化嚴重脫節，形成了城鄉社會二元結構，阻滯了現代化特別是農村現代化的進程。新的體製性束縛造就了新的農民問題：農民的普遍貧困、農民社會權利的式微、農民與城市居民的事實上的不平等。這種新型態的農民問題，是新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國家與農民政治關係的反映，從政治發展的角度看，這是一個中國政治發展的特殊過程，是中國工業化付出的必然代價，隻不過農民付出的代價超過了其現實支付能力。但是與階級對立條件下的農民問題相比，仍然是具有進步性，是前進中的問題。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就認識到，傳統農村社會中，地主是封建剝削階級的代表，地租剝削是農村社會中的最主要剝削製度，因而，推翻剝削製度，是農村建立起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土地所有製，建立起“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義土地製度。因此，土地改革首先是一場社會性的革命，其次是一場以平均土地為顯性表現的經濟革命運動。摧毀中國農村中傳統權力結構這一政治性的任務是土改的主要目標，土地改革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麵表現出國家政權建設的雙重功能。經濟上，建立了相對平均基礎上的農民土地私有製度，國家政權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國家直接以農業稅的形式獲得了國家政權基礎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所需要的資金積累。政治上，到1952年，國家已經鞏固了對全國所有省份和邊遠地區的行政控製，並且把這種控製延伸到鄉村基層。而且，政治上發動農民群眾自下而上逐村進行的這場革命，創造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在鄉村牢固生根的基礎，農民積極分子組成的鄉村領導集團，取代了紳士階級；國家行政係統正式機關到了鄉，黨的政治組織把中央集體的國家權威一直向下延伸到自然村本身。
農業合作化運動繼承了農村社會性革命的雙重功能。農業合作化道路以克服小農經濟的局限性、增加農業產量、為城市工業化提供資金、建立起國家工業體係為導向。經濟上，再次摧毀了汪洋大海般的小農土地私有製度，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集體財產製度，政治社會化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開始深入農村，並開始將分散的單個的農民和農戶家庭組織起來，整合進社會主義合作組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