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全麵推進農村綜合改革
近年來，由於農村各種相關製度改革滯後，不能很好地適應農村經濟的發展，如農村基層機構臃腫、農民賦稅過重、金融改革滯後等。2006年，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幹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研討班上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製度，統籌推進農村各項改革，充分尊重廣大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全麵增強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活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也提出：“全麵深化農村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體製保障。”要進一步深化以農村稅費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綜合改革，如取消農業稅、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體製改革、財政管理體製改革、國有農場的改革等等；加快推進農村金融改革；統籌推進農村其他改革。2006年底徹底取消農業稅，中國實行長達2600年的古老稅種從此退出曆史舞台。更重要的政治意義在於：中國農民從此進入到了公民權利有序保障和發展的新時期，以提取鄉村資源為目標的國家與農民關係史終結。
（五）城鄉統籌發展的思想
中國的城鄉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城市發展快，農村發展滯後。近年來，中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但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局限於“三農”內部，“三農”問題無法解決，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實行城鄉統籌。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這個重大的戰略決策，是黨中央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思路上的重大調整，是處理城鄉關係方針上的重大創新。它明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途徑。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五個統籌”中，將統籌城鄉發展放在首位，是具有鮮明政治性的。2005年12月，胡錦濤在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全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發展，協調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關於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幹意見》指出：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斷強化對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領導；堅持統籌城鄉發展，不斷加大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力度。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又強調，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把著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係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製機製。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如何解決當代農民問題，作出了3個“進入”的基本判斷：一是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二是進入了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三是進入了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從這個基本判斷出發，《決定》提出了3個“作為”的戰略部署，即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要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