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在我提交給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對政治精英作學術上探討的興趣，最初來自於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社會學係主任Jan Pakulski教授對我的鼓動。1996～1997年，我在西澳大利亞州的默道克大學做訪問學者，期間曾到塔斯馬尼亞大學作過短暫的訪問。我在Jan Pakulski教授的社會學係作了一個題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分層的基本狀況”的Seminar。他是研究階級與精英問題的專家，所以，Seminar結束後他與我談起可以從精英理論的角度來研究中國的轉型問題。1999年下半年，我以合作研究的身份再次來到美麗的塔斯馬尼亞大學，那時的Jan Pakulski已經被學校任命為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院長。就在這一年的聖誕節前夕，在他和政府係何包鋼教授的鼓勵與支持下，我申請到了澳大利亞政府所提供的OPRS獎學金，何包鋼教授與Jan Pakulski教授成為我的博士生導師，我可以無生活之憂在澳洲攻讀博士學位。由於研究方麵等原因，何包鋼教授暫時離開塔斯馬尼亞大學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任職，我也於2000年聖誕節晚上登上赴新加坡的航班。承蒙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賡武教授不棄，同意作我的導師，我於2001年元旦後轉學於東亞研究所，以博士研究生和導師何包鋼教授研究助理的身份在新加坡繼續我的學業及作相關的研究工作。
我個人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得到許多人的幫助，因而也欠下很多還不清的人情。導師何包鋼教授、王賡武教授和Jan Pakulski教授的指點使我終身受益。現為澳大利亞迪金大學講座教授的何包鋼博士既是我的良師，也是益友。我們一起到中國各地調研，一起參加學術會議，合作研究。他對學術的執著和近乎“癡迷”的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這樣的“癡迷”在國內學術界現已經難以找出多少人了。
幫助過我研究的不少人（尤其是浙江省鄉村的幹部與村民）沒有留下姓名，我很高興能夠感謝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我非常榮幸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曾經擁有過那些富有才華與激勵精神的老師、同事和在該所作短暫訪問或交流的學者，他們以各種方式或大或小幫助我完成學業。我特別要感謝鄭永年博士（現為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John Wong教授、遊俊豪博士、賴洪毅博士、David Kelly博士、顧昕博士、梁若冰博士、Lye Liang Fook先生、Tok Sow Keat先生、AW Beng Teck先生、James Tan先生和Lian Wee Li女士及政治學係陳安教授、曆史係博士研究生方小平先生等的幫助。遊俊豪博士先於我在東亞所完成學業，現供職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我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真切了解首先來自於他，一位長大於馬來西亞的華人才俊。我在新加坡期間得到他的不少幫助，他真正是中國人所說的“古道熱心腸”。感謝匿名評審我博士論文的兩位美國大學的教授和一位新加坡國立大學本校的教授及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三名教授。他們所提出的意見非常寶貴。同時，我也感謝國內學者與政府官員對我研究的幫助。特別要感謝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徐勇教授、民政部的王振耀先生、詹成付先生、王金華先生和範瑜女士、浙江大學的陳剩勇教授、毛丹教授、郭夏娟教授、餘遜達教授、賴金良教授、《浙江社會科學》俞伯靈編審、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項輝先生、杭州市西湖區民政局沈建梁先生等的幫助與支持。感謝在美國任教的鍾揚教授、劉亞偉教授、譚青山教授、陳衛星教授、Fewsmith教授等的支持與幫助。本書最初是以英文寫作的，由浙江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學係研究生韓鵬、陳承新、吳樂珍等同學翻譯成中文，作者在他們工作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修正。感謝他們的翻譯。
本書的研究工作得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東亞所的資助而得以完成。感謝這些資助。
最後，我非常感謝我的家人。他們的理解、耐心、支持和期待是我在海外求學的動力。張宏承擔了不少原本應由我來承擔的責任，霖霖伴隨著我的研究工作而成長。本書的出版和孩子的成長是我這些年來兩件最珍貴的禮物。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家人以達我對她們的愛和感激之情。
2007年元月於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