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環境和資源問題，很多都是製度性的，像排放問題，當然我們“十二五”也提了這個問題，就是要靠市場機製，而不是行政命令說你應該怎麼樣，怎麼分配，這裏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大家心裏也不服，如果你把他變成從中產生經濟效益的概念，那麼他的積極性就有了，就有動力了，他會主動適應這些要求。所以，今後我想恐怕要從製度改革，要從體製、機製方麵下更大的功夫，深化改革，為我們轉變發展方式來創造一些好的環境。
李曉西：用改革的方式找到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覺得這個特別重要，這非常好。
董忠：轉方式、調結構是個戰略問題、長期問題。轉方式是“九五”提出的，“十五”時就提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了。現在大的認識分歧沒有，沒有人要反對轉方式和調結構，但是怎麼操作？沒有一套操作的機製和操作的辦法，就很難落實。為什麼難落實呢？我認為有幾個方麵的原因：第一，監測統計的問題。我們要考核單位GDP能耗，但各省的能耗比較難算，全國的能耗能算清楚，能源生產多少、消費多少是清楚的。一到各省就不行了，煤炭大量運進運出，鐵路的、公路的，它沒有海關，很難搞清楚，能源投入產出表也搞不準確。所以，最後你去考核它肯定能夠完成，各省的都沒有問題，全國就有問題了。
第二，中央提轉方式、調結構，而地方關心的是操作，省長也好，市長也好，就問一二三產的比例如何調，轉方式如何搞，抓手在哪裏，我們還沒有一套可以操作的東西。最後一個是咱們的發展觀和政績觀，這個很重要。如果各級幹部特別是基層的主官都發自內心地希望轉方式、調結構，那就好了。但政績觀咱們現在說不清楚，尤其是考核的事兒，中組部搞了一套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係，但實際上幹部提拔和那個有關係嗎？不能說沒關係，但也不是那麼必然。
所以轉變發展方式關鍵是解決問題，要有招，得從實際去解決問題，關鍵得有辦法。第一個是財稅體製，咱們老有一句話叫“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製”，現在多少年過去了，基本沒有變化，中國政府的事權是最不清楚的，比如說省、市、縣，什麼歸哪一級管，說不清楚。市縣政府稅收少、事情多，一有什麼事就要問責考核，最後都是基層政府擔責任。再一個，稅收體製也有問題。我看德水寫了一篇文章，他就是說上海的輕工業，真正屬於工業隻有10%，但是統計上來是百分之百的算是工業，為什麼不報呢？稅不對，工業是要上增值稅的，綜合稅率3%，服務業營業稅是5%。就是說這一套體製建立不起來。
工業增值稅綜合稅率整個算下來是大約3%。所以，這些東西、這種調控的政策在一起是會引導它去調結構、轉變發展方式。94年搞的財稅體製改革，當時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現在我是感覺財稅體製有大的問題，一個是居民收入比例低，勞動報酬比例低，包括這裏體現的資源環境問題，都需要調整，才能引導轉方式、調結構。財稅體製、稅製要有一個大的調整才行。第二個是環境執法。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手段，是可以操作的。作為執法部門，你不達到排放標準，該關的關，該停的停，該罰的罰，相關法律法規說的很清楚。但現在是一執法，一查出問題就講政治、講大局，法律規定的處罰就沒了。
最後一點，政績考核的事情，最終不管搞一個什麼樣的指標體係，都沒有辦法窮盡。你這個考核老是上邊考核下邊，底下的老百姓沒有參與意見，沒有發言權，你的指標怎麼設計都不可能完全代表我的心意。這就需要改革，象溫總理在深圳時講的，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政治改革不推進，經濟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複失。
楊澤軍：我們現在是新的利益格局已經形成，再動這個利益結局是又一個深層次的問題。
董忠：這個問題不解決就很難實現。
李命誌：首先非常感謝邀請我參加金帝雅論壇。我談一些個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