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本能地趨向於中央集權，那它們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來實現。該國的特殊條件是促進還是阻止社會情況的自然發展決定著它的方式。這種特殊條件數量極多，我選幾點進行敘述。
在取得身份平等之前長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民那裏，自由所賦予的本性與平等所造成的傾向之間有一定的矛盾。雖然中央政權在他們當中提高了自己的特權地位，然而他們作為個人卻是永遠不會放棄獨立的。
然而，當平等在一個從來不知道或長久以來不知道自由是什麼的國家裏(比如像在歐洲大陸人們所看到的那樣)發展起來的時候，古老民族的習慣便要突然通過某種自然的吸引力而與社會情況造成的新習慣和產生的新信念結合起來，致使所有的權力都好像自動向中央收縮。這些權力以驚人的速度會聚到中央，國家立即達到強大的極限，個人也隨之被推到弱小的最後限界。
到新大陸的荒漠建立民主社會的英國人，在他們的祖國已經養成參與公共事務的習慣。他們懂得陪審製度，有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具有權利觀念和行使權利的習慣。這些自由製度和剛毅的民情被他們帶到美洲，並通過這些東西抵製政府對他們的壓迫。
所以，在美國人那裏自由早就存在了，但平等卻是最近才有的。歐洲的情形跟那裏完全相反。歐洲的平等是由專製王權引進的，而且國王認為，在自由滲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就已深入人民的習慣當中。
我已經說過，在民主國家，人們認為統一的中央政權的代表是政府，他們不知道中間權力是什麼。這對於借助暴力革命而令平等原則取得勝利的民主國家是適用的。
那些管理地方事務的階級被革命的暴風驟雨一掃而光，而餘下來的群眾既沒有組織，又沒有可以管好自己事務的習慣，因此人們認為隻有國家才能擔起管理一切政務的重任。因此，中央集權成了一種必然的事實。
對於拿破侖獨攬大權的行為既無須褒揚，也無須貶斥，因為在貴族和大資產階級驟然消失之後，這些權力就落到他的手裏。不管是拒絕還是接受這些權力，在當時幾乎都是一樣困難的。美國人就未曾感到有這樣的必要，由於他們未經曆過革命，一開始便是自己治理自己，從不需要請國家當他們的臨時監護人。
所以，中央集權在民主國家的發展，不但取決於平等的進展，而且要看這種平等是用什麼方式建立起來的。
在一場大民主革命開始的時候，或在不同的階級之間的鬥爭剛剛展開的時候，人民都十分想將全國的行政權集中到中央政府，從而把地方事務的領導權從貴族手中奪過來。因為被打敗的貴族害怕已與他們平等而且往往是變成了他們的主人的人民實行的小小暴政，所以在這樣的革命將近結束時，他們一般都願意把所有事務的領導權交給國家。
從這可以看出，力圖加強政府特權的常常不是同一個階級，然而隻要民主革命繼續下去，國內終究要出現一個在人數上或財富上強大的階級，它出於跟民主國家一樣具有的那種憎惡被鄰國統治的感情無關的特殊心理和自身利益，想把國家的管理大權集到中央。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的下層階級正竭力取消地方的獨立性而把各地的行政權移交中央，但上層階級卻試圖讓地方的行政權留存在原來的主人手裏。我敢預言，完全相反的情景終有一天會出現的。
以上所說讓人們清楚地了解：為什麼社會權力在經過長期艱苦的奮鬥以後取得平等的民主國家裏總要比在公民們一開始便是平等的民主社會裏強大，而個人權力在前者要比在後者弱。這方麵的明證就是美國人的例子。
美國的居民從沒有被按特權分成幾等，他們從來不知道主仆的上下級關係。因為他們既不彼此害怕，又不彼此憎恨，所以覺得沒有必要請求最高當局來對他們的活動的細節進行指導。美國人的命運是與眾不同的：因為他們用不著同貴族進行鬥爭，他們從英國的貴族那裏繼承了關於個人權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愛好，並能把兩者保全下來。
假如說教育在一切時候都有助於人們維護自己的獨立，那麼，這個說法在民主時代尤其正確。當人們全都相同的時候，就容易建立起一個單一的和全能的政府，而且隻靠本能就足夠了。然而，為了在此種環境下組織和維持次級權力，以及在公民都是獨立而軟弱的條件下建立既可以反抗暴政又可以維持秩序的自由社團，需要人們具備豐富的學識和技能。
所以，在民主國家，中央集權和個人服從不但隨平等的普及而增強，而且隨公民的開化而增強。
不錯，在不十分開化的時代，政府經常缺乏知識去完善專製製度，而人民也缺乏知識去擺脫專製。然而，兩者的後果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