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唯獨有四川。這些典型資料從各個不同的側麵為中共黨史提供了豐富生動的內容和相應的結論。
第四是它的鄉土性。中共黨史所闡述的曆史進程和規律，對全黨和全國人民來說……當然更豐富、更深刻，更有理論高度，更具普遍性。而地方黨史對各地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則更直接、更具體、更親切，鄉土性更強。在存史、資政、育人的功能上，能夠發揮自己的特有的作用。特別是在教育功能上，最能顯示其優勢。重慶的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裏的鬥爭就是重慶地方黨史的一座寶庫，從中可以總結許多曆史經驗，探求曆史規律，更能表現眾多革命先輩的堅定信念和高尚品德。幾十年來，重慶人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驕傲，是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的源泉，從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二、地方黨史研究要有全局的高度，地方的特色
地方黨史從屬於全國黨史，在研究地方黨史的全部過程中，要著眼於全局的高度……立足於地方的史實，把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統一起來，探求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相結合的曆史規律性。
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戰爭和地下鬥爭年月，由於主客觀條件不同，革命發展不平衡……各地地方黨史的特殊性較多。以四川為例，在建黨時期，除了極短時間內存在的王右木領導的成都獨立黨小組外，主要是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初改名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活動，團代黨工作，代黨發展黨員，代黨建立組織，團在很大程度上發揮著黨組織的作用，一直到1926年初中共重慶地委建立。
在大革命時期，四川黨組織和國民黨左派省黨部是堅強的，頂住了新老右派和四川軍閥的壓力，以劉伯承為總指揮，果斷地領導了大規模（六個旅參加）的“瀘順起義”。但終因反動勢力過於強大和自身的幼稚，在蔣介石發動上海“四一二”政變之前，四川的大革命就以“三三一”慘案為標誌被鎮壓下去。在10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的主要特點是以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而在四川雖然先後發動了60多次武裝起義，但除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的川陝根據地（這主要不屬於地方黨史範圍）外，其他武裝鬥爭全部很快遭到失敗，沒有成氣候……因而在長時間內，四川革命的形式不得不以地下鬥爭為主。三次“左傾”路線中使四川黨組織受損失最大的是立三路線，1930年搞的五大軍區十七路紅軍大起義慘遭失敗，使四川黨組織大傷元氣，從此一蹶不振。在王明路線時期，全川黨組織進一步損失幹淨，蕩然無存，直到“一二·九”運動後才逐步重新建立。抗日戰爭中，從全中國、全中華民族來講，日本帝國主義是最主要的敵人；但在大後方的四川，每日每時最直接威脅地下黨組織的卻是國民黨當局。針對這一情況……國統區黨組織在抗戰中期以後實行“隱蔽精幹”的政策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暫避其鋒，既維護了國共合作這個大局，又保護了黨組織的安全。在解放戰爭時期，四川黨組織一麵在城市開展民主運動，一麵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這種戰略本不錯，但川東地區後來卻急於求成，過於暴露，試圖獨立開辟一個敵後戰場，自己解放自己，結果造成上下川東三次武裝起義失敗和“挺進報事件”，而後又才回過頭來貫徹執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針，迎來解放大軍，獲得了解放。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曆史進程，從許多側麵豐富了中共黨史的內容，也有助於探討和理解中國革命的規律性，因而也具有全局的高度和普遍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