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論
以周恩來同誌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黨中央派駐國民黨統治中心重慶的代表機關。由於國民黨不允許我黨組織公開活動，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在惡劣艱險的政治環境中，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
吳玉章、王若飛、鄧穎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率領一批同誌堅定地、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和方針、政策，領導整個南方國民黨統治區進行了八年艱苦卓絕的鬥爭，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朽的曆史貢獻……
1938年9月—11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根據形勢的變化與需要，決定撤銷武漢長江局，成立中原局和南方局。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成立。1944年11月，因南方局主要領導成員均先後離開重慶，經中央決定，成立工作委員會，主持南方局工作。1945年12月，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同時恢複南方局（暫名重慶局）1946年5月，中共代表團和重慶局東遷南京，重慶局改稱南京局；5月，在重慶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在中央和南京局的領導下……負責領導川康雲貴各省黨的公開與秘密工作。
南方局的首要工作是高舉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遵循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貫徹“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當時，南方局的負責同誌都以中共代表或國民參政員的公開身份同國民黨中央當局打交道。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不斷對我解放區製造軍事磨擦，發動武裝進攻，1941年1月，發動了圍殲新四軍的“皖南事變”；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大肆破壞我黨組織，捕殺共產黨人，迫害進步力量，使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多次激化。南方局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國民黨的反共反人民政策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爭取了國內國際各方力量的同情與支持，並配合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的奮勇反擊，粉碎了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反共高潮，迫使他們不得不坐下來談判，從而在尖銳複雜的鬥爭中，保持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麵，直到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與此同時，南方局大力加強了對國民黨民主派、各民主黨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經濟界、地方實力派、海外僑胞等各方麵的統一戰線工作，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與他們風雨同舟，共同奮鬥，發展壯大了進步勢力，爭取了廣大中間勢力，孤立了反共頑固勢力。南方局還開展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得到國際輿論同情，廣交了外國朋友。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圍繞著毛主席到重慶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南方局又根據中央方針，發動和領導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和平民主運動，進一步發展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在國民黨統治區形成“第二條戰線”奠定了基礎，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同時，對建國以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南方局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組織，積極加強黨的建設，壯大了黨的隊伍，鞏固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鬥力。南方局所轄有四川（川東、川康）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區黨組織。這些地區的黨組織大都是在抗戰開始前後的救亡運動中恢複重建和發展起來的。南方局領導這些地區的黨組織，在進一步發展壯大的基礎上，著重進行了鞏固黨的工作。在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中，又堅決地、及時地領導各地黨組織貫徹“隱蔽精幹”的政策和“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撤離、轉移已暴露的幹部，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時，要求地下黨員實行“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不斷發展和逐步完備了公開與秘密相結合、“合法”與“非法”相結合等一係列切合實際的鬥爭方式，使地下黨的工作更加紮實，在群眾中紮下了根，站穩了腳。盡管國民黨不斷加強特務統治，圖謀消滅我黨組織，但絕大多數地區黨組織仍然保全了領導機關和主要骨幹，積蓄了革命力量。在以後的鬥爭中，特別是在迎接解放的最後決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