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康
2007年11月21日，胡康民因心肌梗死猝然辭世。聽到這個噩耗，我十分震驚，頓時無語。康民比我年輕8歲，他雖已年過七旬又患糖尿病，但依然朝氣蓬勃，生氣盎然，思想敏銳，奮筆不輟。萬萬沒有想到他竟走得那麼突然，那麼匆忙，令人不勝痛惜。
康民是位難得的人才，是重慶著名的黨史專家，被譽為重慶黨史和地方史的“活字典”。30年來，他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曆史使命感，披肝瀝膽，對中共中央南方局曆史和重慶地下黨曆史的研究作出了突出貢獻，為後繼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現在，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決定結集出版他的《黨史研究文集》，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於重慶地下黨的曆史，不得不多說一點話。
重慶是座具有悠久曆史和光榮革命傳統的城市。近代以來，為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無數仁人誌士紛紛通過各種途徑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經過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一批革命先驅者終於找到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並彙集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自那時起，在嚴重白色恐怖下，一代代黨的忠誠戰士，前仆後繼，英勇奮鬥，無數犧牲，終於在1949年11月30日配合人民解放大軍迎來重慶解放。地下黨自此勝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結束了地下生涯，進入了一個曆史新紀元。12月初，中共重慶市委在市政府禮堂曙樓舉行隆重的會師大會。當時在重慶的地下黨員滿懷勝利的喜悅，與部隊和老區來的同誌會合。大家像回到了母親的懷抱，興高采烈，笑容滿麵，會場氣氛和諧融洽。當年會師的情景，60年後的今天仍曆曆在目……
黨在重慶地區的地下鬥爭壯麗多彩，經驗豐富。尤其是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的8年，更是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極其光輝的篇章。
可是，由於“左”傾錯誤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對國統區地下黨組織卻存在不少誤解、非議，甚至惡意歪曲、誣蔑。如在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中，地下黨被誣蔑為“紅旗黨”，四川省工委書記鄒風平被逼自殺；建國以後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中共中央南方局創立的偉大業績和積累的豐富經驗，在中共黨史著述中均未得到應有反映；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人，乃至許多一般黨員更是長期受壓挨整。
由於地下黨長期處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隻能單線聯係，獨立作戰。不少同誌以社會活動方式影響群眾，推進革命。他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較高社會聲譽，社會聯係麵寬，交友廣泛。這是當年順利開展工作的有利和必要條件。他們既保持了共產黨人本色，但言談舉止又必須適應當時的社會身份。建國以後，他們長期養成的生活習慣、形成的思想作風依舊，同曾幫助過革命的朋友繼續交往，沒有變臉。他們因此而被認為是“黨性不純”、“將沒落階級的壞因素帶進黨內”。
“社會關係複雜”、“階級界限不清”、“敵情觀念薄弱”……或被取消黨籍……或強令退黨。例如，張秀熟、李筱亭等一批在大革命時期引領風雲的早期黨員……當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革命勝利後卻被輕易取消了黨籍，視為外人，作為統戰人士安排工作，並被貶義地稱為“長衫子黨員”或“瓜皮帽黨員”。再如，南方局駐地紅岩村的主人饒國模，一生追求革命，抗戰時期給八路軍辦事處以很大幫助，以後又大力支持地下黨，1948年被吸收入黨。1950年，她到北京探望子女，周恩來、鄧穎超請她吃飯。她向總理彙報說，她已入黨。總理非常高興地站起來舉杯，不再稱她“劉太太”，而是說：“歡迎饒國模同誌參加到我們黨的隊伍裏來！”但她次年回到重慶，重慶卻不承認她的黨組織關係，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和西南監察委員，當了“民主人士”，並批評原川東特委負責人說，你們怎麼發展了一些同路人入黨？
再有，在長期地下生活中，地下黨內形成了上下級生死與共、親密無間的關係，每次見麵都是生離後的重逢，有什麼說什麼，有不同意見可以爭論，從不顧及，根本沒有什麼等級觀念。況且，地下黨員中知識分子較多，他們投身革命主要不是出於個人求生存的需要，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理想社會。建國後，他們仍保持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對黨執政後出現的一些問題比較敏感，看到問題敢於發表意見，提出批評，也不管上下級關係，這同部隊幹部長期形成的嚴格上下級等級關係，同逐步強化的“一把手說了算”的製度相悖，因而往往被視為“驕傲自滿”、“翹尾巴”，甚至是“反黨”。在陸續不斷、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中，不少同誌“因言獲罪”，老賬新賬一起算，成為批判鬥爭和整肅重點，釀成了許多悲劇。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幾乎所有有過地下生活經曆的黨員都被不同程度地打成“叛徒”、“特務”、“假黨員”，地下黨幾乎成了“嫌疑犯”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