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當時的中醫師們已經明確地走上了以專業團體為基礎的方向了，因為許多中醫界夙負聲望的醫生都已在投身中醫校、醫院、公會、醫團的組織與領導。上海的中醫界最先開始了組織化的嚐試，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教員與畢業生，其中包括謝利恒、夏應堂、丁仲英、張讚臣、陳存仁、楊誌一、戴達夫、嚴蒼山、秦伯未、陸淵雷、包識生、宋大仁、章次公、王慎軒，他們不僅創建中醫學校，發行醫報與中醫雜誌，組織“上海中醫學會”，領導“三·一七”抗爭與國醫運動，後來也加入了國府醫政體係如國醫館、衛生署顧問、中醫資格檢定委員等。
縱觀20世紀30年代，正因為中醫界的空前團結和聯合鬥爭，迫使了政府及廢止派的讓步。而此後中醫界互助意識和職業倫理精神的倡導與建立，以及中醫師對組織化的尋求，是中醫尋求圖存與發展的必然選擇。這些變化既是中醫界合力自保的需要，更是新中醫發展的時代精神體現。可以說，民國時期，廢止中醫政策最終沒有實，廢止中醫派最終沒有達到目的，與中醫界的團結互助、奮力抗爭以及新中醫精神的建立是截然不可分的。
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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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發表在《中醫文獻雜誌》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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