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寶山距王力先生的墓碑不遠處，即是北京四大名醫之一施今墨先生的衣冠塚。施先生在1969年春病危時，遺囑中說一定要捐獻遺體用做醫學解剖，身後獻遺體的老中醫，施先生當算中國醫界第一人。施先生的骨灰於1971年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修建了衣冠塚。在他的墓碑上刻的他家室內曾掛的其手書條幅，文句的意思是：“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道理。”明白無誤地表明勤奮用功才能獲得真知，才能有效地服務於百姓。
在施先生仙逝30周年的時候，施小墨在翻檢父親遺墨時，發現了一幀與法製有關的手稿：“今墨醫學本來淺薄，近更耄昏不耐勞作。此次來哈專係避暑養靜。偶與朋友診脈立方乃純為友誼服務，供備參考。決非應診性質。故不作診斷不開證明。倘有患者需要此項診斷證明，雖經介紹，請勿澤臨。應請另到其他正式醫療機構診治，自有正當處理規章，免得日後未能如願，以致有所誤解，反為不美。預先奉告，諸希見原。1959年7月1日。”從中可見先生的正直與直率。作為一代名醫，始終把開具診斷證明視為醫師神聖的職責，既對自己有著嚴格的要求，也對病人有著高度負責的精神。
施今墨出生在貴州，原名毓黔，行醫之後他將黔字分開，改名今墨。他十分景仰墨子的“兼愛”精神，擇醫為業，對病人有愛心，不分貴賤，一視同仁；他獻身醫學，努力鑽研，精益求精，力求達到當今醫學墨繩的水準。他的名字，是他從醫的座右銘。
施今墨一生為許多重要人物把脈診療，1925年孫中山先生住進北京協和醫院，曾延請施為其診病。1930年他應邀赴陝西為楊虎城將軍治病，藥到病除。何香凝、溥儀、李宗仁、郭德潔都多次延請施今墨看病。經他看好的普通百姓不計其數。“文革”期間，施今墨被抄了家，病重臥床。1967年9月的一天夜裏，有人急促敲門，施小墨開門，一個中年婦女說，她兒子患乙腦合並肺炎深度昏迷一個多月，現正住院搶救。小墨十分為難：老父已是86歲高齡，且臥病在床。婦女的哭聲驚動了施今墨，他掙紮著坐起來，連聲說：“請進來請進來！”施今墨靠在床上，聽那位婦女說完病情後，口念方子，由小墨抄方。小墨抄方大驚：一張處方竟動用14味貴重藥！施老先生對兒子說：“做醫生要‘膽愈大而心愈細，智愈圓而行愈方’嗎，即使救不了病人的生命，也盡了醫生的責任，怎麼能隻考慮個人的安危得失呢？”
施今墨的醫術取眾家之長，無門戶之見，以更加有效地治好病人之病為己任，形成了嚴謹的風格。他曾對學生說：“全麵精察、苦心探索、靈活應用、嚴密掌握、選方準病、選藥準方，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專而致誤，其有厭學圖便者，隻敦用少數之成方、單方以統治萬病，非吾之徒也。”他的學生發現老師在處方時往往雙藥並書，“白茅根、白葦根”、“桑葉、菊花”、“車前草、旱蓮草”……整理了100多對藥，請教於施先生。施先生在閱讀古方書時，看到許多起關鍵作用的藥物，往往成對出現，或一寒一熱、或一升一降、或一氣一血、或一散一收，起到正反雙向調節的作用，於是就一對對積累起來，形成自己用藥特點。施先生在用參、認參方麵，堪稱專家，一根人參在手，掂掂分量，嗅嗅氣味，看看色澤，即可說出這參的產地、品級、藥效。人參用之得當可以“起死回生”，用之不當亦可傷生。施先生在寫處方時，在保證療效的前提下，盡量選價廉的藥物，以減輕患者的負擔，甚至對窮人還免費看病或贈藥。他的醫德有口皆碑。
施先生認證準確，善於組方，精於配伍，而且善用小方治療重症。有人患風濕性心髒病，經常發作心悸、氣短，求醫於施老，他並未處方，囑其購鬆子一麻袋，每日三次，每次一捧（約一兩許），取鬆子仁細嚼咽下，待一袋鬆子食完，其心悸、氣短未再發作。有一青年患腰椎骨質增生，行動困難，經施老診治四次，定為腎虛所致，命其每日服枸杞子一兩，一個月後腰痛大減，兩個月後，健如常人。十數年後再遇，言腰痛再未複發，盛讚施老醫術高明。
由於施先生的貢獻和他的名望，被舉為全國政協委員，在政協會上受到毛主席接見。毛主席對施老說：“我青年時就熟知你的名字，你是南北馳名的名醫，希望你對祖國醫學事業多做貢獻。”後來，施老又獻出上百個驗方，都為國家所收藏。
（作者止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