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到達上海後，當即給她一個在上海空軍司令部任參謀長的學生打電話說：“老師來了，不安排玩一玩嗎？”那位學生說自己太忙，沒時間陪老師。施劍翹說：“我自己逛一逛，你給我行個方便。”那位參謀長給她派了一輛車，就是她來我家時坐的那輛。
施劍翹走後，特務們大概有所察覺，化裝成地下黨來刺探秘密，但我心裏很清楚，把特務罵了一頓。
後來我要生二女兒海平的時候，施劍翹果然再來看我。她對我說：“你不用著急，有什麼困難就跟我講。”並安排把我送進上海虹口附近的一間德國人開的醫院去。產後第二天，施劍翹又給我送來了住院費和生活費。
地下黨無微不至的關心我們
身體恢複以後，我不時出門買東西。可一出門就有特務跟蹤。久而久之，我就習慣了，還不時捉弄他們一下。有一次，我看到特務跟得很緊，就突然停下，猛然轉過身來。特務收不住腳，一下子直立在我麵前。我把懷抱的蘭平遞給他說：“我累了，麻煩你幫我抱一抱孩子。”這一招，讓那個特務十分尷尬。
地下黨的同誌對我們的營救工作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有一次，我帶著蘭平去買菜，後麵跟著一個女子，拿著和我一樣的籃子，我買什麼她就買什麼，我買多少她就買多少，當時覺得挺奇怪。等我買完菜，正準備出菜市場的時候，那個女的也往外走著。菜市場的門口人很多，特別擁擠。我感覺自己的菜籃子被人拿去又送了回來。我怕引起跟蹤的特務注意，沒有低頭看，徑直趕回家裏。等到進了廚房，將菜都倒出來後，發現最底下竟然放著一疊鈔票。這時我才知道，剛才那位女士是來幫助我們的地下黨同誌。
此後，地下黨的同誌經常化裝成各種身份，給我們家送來接濟。四川老家給我寄過一次錢。自那次以後，時常會有郵遞員光顧我家說：“劉太太，又有您的彙款。”後來才知道，其實家裏隻彙過一次錢，其他的錢都是地下黨通過郵遞員送過來的。還有，當時我的弟弟和妹妹在南京上學，妹妹來看過我一次。這件事過去不久，就有兩名我方地下工作者來看我。他們說著一口流利的四川話，說是我四川的親戚，給我留下一筆錢後離開，絲毫也沒有引起敵人的懷疑。
善本起義後，他原先所屬八大隊主管“政工”的幹部經常到我家裏，要我“交待”，詢問我事先知不知道善本到哪裏去。我就對他們說：“是你們派他出去的，為什麼和我要人？我還想和你們要人呢！”他們又威脅要把我押解到南京受審，我說：“我不管到哪裏，都說是你派他出去的。你不讓他走，他能走得了嗎？”敵人見此計不成，就想利用我們作“誘餌”，抓捕前來營救的地下黨。後來他們發現，雖然沒有經濟來源，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卻還在維持。此後敵人就常到家裏問“經濟來源”。我就告訴他們說家裏的用度全靠賣家具、賣衣服維持。敵人問不出什麼，但怎麼也不相信。一次，敵人用槍指著我大女兒蘭平，嚇唬她說：“你爸爸走了以後，你們家的錢是從哪裏來的？”因為蘭平雖然隻有3歲多，平日裏寸步不離開我，我和地下黨的同誌談話的時候她都在場。當時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幸好蘭平雖然被嚇哭了，說的話卻按照平日我教的話一模一樣，我才長出了一口氣。
輾轉回到四川老家
國共和談破裂後，我黨同誌準備撤離。周恩來同誌在撤離前夕還掛念著我們，派人來對我說：“我們走後，你的生活會更加困難。不如讓孩子的奶奶和叔叔們先回山東老家。由於敵人嚴格限製我們的人數，來的時候幾個人，走的時候還得是幾個人。但是，一個孩子恐怕問題不大。你一個人帶兩個孩子太不容易。不如你把大女兒交給我們，我們把她帶回延安，交給你丈夫。”可是蘭平說什麼也不離開我身邊，這件事就此作罷。地下黨的同誌為了我和孩子的安全，又勸我帶著孩子回四川老家。我同意了。
當時我們能離開上海，除了地下黨同誌們的幫助外，烏鉞也起了很大作用。烏鉞是滿族人，和善本在航校是同學。善本起義後他對大家說“太平（同僚因為劉善本從來不出事故，給他起的外號）一家老小過得不容易，大家幫一把，湊一湊錢吧。”此後他經常發動八大隊的同僚給我們家募捐。
他的夫人名叫黃麗蓉，是我的中學同學，而黃麗蓉的父親是黃傑。利用這層關係，烏鉞出麵請湯恩伯吃飯，對他說：“她一個家庭婦女，什麼都不知道，再說事情已經過去半年了，讓他們走了算了。”湯恩伯應允了此事。
得知可以回四川老家的消息後，我開始準備。為了籌集路費，我把家裏能賣的東西都賣了。幸而家裏還有不少善本帶回來的鍍金餐具、席夢思床等美國貨，很快被人買走。有一套善本的奶白色西服，以前毛邦初經常來借穿。他打來電話說：如果願意賣的話，出價多少都可以。我就把西服賣給了他。善本從美國帶回來三個照相機，最好的一個帶去延安，家裏還留著兩個，為了湊路費，都賣了。
送善本的母親她們回山東老家後，我們母女的路費又成了問題。我們當時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房子質量、地理位置都不錯，正好當時八大隊有飛行員兩家合住一棟房子，但兩家人經常鬧矛盾，其中一家要搬出來。善本的一位朋友對那家人說：“房子是現成的，你要是給她們買張回四川的飛機票，你就可以住她們的房子。”那家人一聽，馬上買了一張成人票和一張兒童票交給我們。當時我的二女兒才3個月大，不用買票。
臨近團聚的日子
我們離開上海，一路被特務“押送”，到達重慶後，先去警備司令部“報到”。孩子的姥姥特地趕來接我，我和女兒被安排在一家旅店住，那間旅店是我父親生前做生意時常住的。但是，過不多久，店主就對孩子的姥姥說：“周老夫人，周老爺子是我的老主顧，但實在沒辦法，上邊說您幾位得馬上走。”於是我們隻好從重慶坐船回到豐都老家。下了船，馬上有人過來說：“先到縣政府去報到。”到了縣政府，我和女兒就被軟禁起來。為了讓我和女兒回家，孩子的大姨夫（當地的名醫）借給“縣太爺”看病的機會乘機疏通。“縣太爺”說：要想讓我母女回家，必須親戚十家人聯保，除此之外，還要“出一大筆錢”。孩子大姨夫回家後馬上召集親朋好友“出保”，當然那筆錢是不能少的。這樣，我得以帶著女兒們回到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