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報紙的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第五版，一連串更為奪目的通欄標題躍入眼簾：《中國反衛星動能彈可打癱美軍指揮係統》《中國增強型武直-9決勝邊境突擊隊》《日本或造攻陸巡航導彈施壓中國》《美欲推動三大戰略完成對華作戰準備》《美開發大功率激光炮擊毀中俄重武器》。
我再打開報紙的第六版、第七版、第八版，直到第十六版，想找一些別的東西，沒有了，全部都是準備打仗的消息，而且是準備與美國打，與日本打，甚至與印度打，與韓國打，與澳大利亞打……
這已經不是我所認識的當年的那份報紙。透過紙背，一股戰爭的風雲似乎正迎麵滾滾撲來，一種與西方世界決戰的架勢正慢慢擺開。
30年前，中國年輕人關心的西方管理經驗、文學流派、哲學思潮、民間百態都到哪裏去了？
那時的中國，是那麼的弱小，中國與世界的依存度很低，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卻是那麼和諧、親密；今天的中國，已經或即將躍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與世界的依存度很高，但我們與世界卻似乎怒目相視，劍拔弩張。
更重要的是，那時的我們很窮，但心靈卻很開放；今天我們富裕了，但心靈卻封閉了。
有人說，今天的中國人，窮得隻剩下了錢。看了上麵那份報紙的標題，我想說，今天有了錢的中國人，似乎隻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打仗。
三、
“哈哈，你上當了。”一位朋友聽了我的敘述，這樣對我說，“那隻是報紙的營銷手段。今天，不搞點戰爭的題材，報紙都賣不出去。但其實，老百姓沒有人想打仗的。”
原來如此，但也自作聰明。我做電視這麼多年，這點道理我還不明白嗎？但再想想，讀者、觀眾為什麼想看戰爭題材？還不是因為內心有一種心理土壤？
那麼，這種心理土壤的本質又是什麼？
2012年夏天，一位旅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與我在上海對話。這位前輩提出，今天的中國要建構“華夏秩序”。
我問他：“‘華夏秩序’在國際秩序上意味著什麼？”
他回答：“那就是失土複得。”
我瞪大了眼睛。
“把您的這段話翻譯成英文，國際上會有什麼反應？您的這一構想與現有的國際法之間，將產生什麼樣的衝突？失土複得，對中華民族來說，是福多還是禍多？”我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
這位前輩沒有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
2014年，我與一位中國外交家對話。這位外交家提出，隨著中國國力的發展，中國有能力處理一些以前國弱時代無法處理的問題。
我問他：“是否也包含領土問題？”
“當然。”
“那衝突是否不可避免？”
“需要用智慧來化解。”
“30年河東，30年河西。”中國的這句古話，用在今天的中國身上，再貼切不過了。
30年前，我們很弱，所以自然與外部世界沒有衝突，別人也從不把我們看成對手。那個時候，我們很謙虛，對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充滿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