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身邊大多數幹部都能像鄭培民、任長霞、牛玉儒那樣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兢兢業業、克己奉公，為寧夏的經濟繁榮和民眾生計嘔心瀝血。但也有一些人，隻做官不做事，撲不下身子，隻當和尚不敲鍾或胡敲鍾、亂敲鍾，在自己的官位上不作為、胡作為、亂作為，做事不做深入的調查研究，武斷專橫，往往使一些決策脫離實際，給國家造成了財力、物力的浪費，群眾怨聲載道;還有一些人熱衷於搞形象工程，處處栽花、麵麵做秀，喜歡玩弄數字遊戲、材料遊戲、景點遊戲，所做之事經不起推敲、經不住考證，做事脫離群眾，官不大架子不小，不喜歡和群眾在一起，瞧不起群眾，更有一些人以官謀私，什麼都敢要，什麼樣都敢用，什麼場所都敢去，雖然這些官是少數，可卻是一個老鼠和一鍋湯的關係。民間有這麼一副對聯：“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級唬上級、層層加水、水到渠成”。它形象地反映了領導幹部不考慮基層的承受能力亂定目標和標準所造成的影響，有些工作從領導的角度看，必要可行，但從基層、老百姓的角度看卻寸步難行。為此，在做官與做事之間，我們要明白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這個道理。
做官首先要學會做事，就是要求做官之人能靜下心來，淡薄名利、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貧，深入一線、深入基層，體民情、聽民聲，紮紮實實、踏踏實實為民做事、做好事。在寧夏南部山區還有絕對貧困人口六萬餘人，他們的吃飯、穿衣、上學、就醫、出行等都還相當困難，有的連水都喝不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任重而道遠，這就更要求做官之人多做事、做好事、做善事。要處理好做官就是做事，我們各級領導幹部還要加強作風建設，必須堅守思想上的是非界線，要能按照胡錦濤總書記在中紀委第七次全體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來規範自己。隻有認真解決了我們身上作風浮躁、好大喜功、搞形式主義甚至與民爭利、損害群眾利益等問題，才能更好的解決我們做官就是做事的問題。
從“坐觀”、“做”官到為民做官
洪武三年正月，“南直隸”沭陽縣令馮益，脫官服，穿便裝，棄轎騎馬，整日奔波於要道、河邊、路口，率民築橋，與橋工同吃同住。一日，一橋工對他說道：“馮大人，做官哪能像你這樣。別人做官出則坐轎，入則高坐廳堂，吆五喝六，聽手下人彙報情況就行了，你這樣哪能吃得消?”馮益聽後，笑著說：“做官、做官，重在做，怎麼能是‘坐觀’呢?光靠發號施令，容易走樣子。”就這樣，馮縣令輕裝簡從，親自到全縣各處考察督查，不到一年時間，全縣架起大小橋梁20餘座。從此，農田沒有旱澇之憂，農夫沒有出行之慮，沭陽的糧食年年增收。這件事，被後世的府誌、州誌、縣誌詳實地記載了下來，流傳甚廣。
都說做人要有人品，那麼做官更要有官品。馮益認為做官不能僅僅是“坐觀”，官員的官品更應體現在“做”上，當然，如果進一步講，“做”法不同，官品也必然各異。應當說，馮益的觀點在當時甚至時下，都有一定的進步性。如果官員能做到客觀的、全麵的“坐觀”，也比不聞不問，甚至瞎聞亂問、睜著眼睛說瞎話強得多。不是嗎，隨著網絡功能的進一步顯現，2008年以來，從“正龍拍虎”到剛剛發生的“躲貓貓”，其間一件件不該發生而又發生、讓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件不斷浮出水麵，恰恰揭露出我們時下有些黨政幹部、一些機關工作人員妄圖掩飾事件真相、愚弄麻痹群眾、自欺欺人的官品，他們的“做”法，極大地損害了群眾對公權機關的信任度，損害了黨員幹部隊伍的整體形象，就更談不上黨性修養和為人民服務了。這些人，連馮益所說的“坐觀”都達不到。
肯定“做”官，否定“坐觀”，馮益實際上是指工作作風，即做官不能光聽不做，不能隻是“坐”、隻是“觀”，而要重在做、重在行。時下，全國各地正在廣泛開展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要求各級通過深入學習、調研、整改，達到工作機製不斷完善，工作作風不斷轉變，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工作效率不斷提高，真正實現黨員幹部受教育、科學發展上水平、人民群眾得實惠的目標。然而，不可否認，仍有少數領導幹部在學習實踐活動中僅滿足於做“傳聲筒”，滿足於“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傳達文件”，滿足於做“三不”幹部，不檢查、不督促、不落實，作風輕浮，態度飄浮，寧願“坐觀”而不“做”官，錯失了發展機遇，影響了工作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