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經濟改革，首先著眼於農業稅製，調整分配關係，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我國古代的土地製度，自夏、商、周三代以來，名義上為國有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實際上是農村公社集體所有製，土地不準買賣，個人沒有處置權。土地由國家主持分配到井、邑、社及書社等，實行勞役稅製，結果使田園荒廢，農業生產嚴重凋敝。針對這種現實，管仲果斷地改革了分配形式，實行“相地而衰征”，廢除了齊國保留的公田的勞役製，“相壤定籍”，按土地肥瘠麵積大小核定賦稅輕重的土地稅收政策。“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為份地，改集體耕作為個體生產，這叫“均地分力”。管仲分地以耕，農民深知產量多少直接關係到自家生活的好壞，故能自覺勞動。“相地而衰征”的結果是實物稅取代了勞役稅。勞役稅集體交納，耕作時相互觀望，徒具形式，莊稼荒蕪，國家稅源枯竭，農民生活困苦。實物稅，一家一戶分別交納，稅額穩定，多收多得。
管仲認為發展農業生產必須堅持“相地衰征”“井田疇均”“無奪民時”三者並行。戰國後期的商鞅變法，提出廢井田，開阡陌，允許土地買賣合法化。
管仲特別強調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把興修水利看做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大計。管仲說：“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水和旱對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有嚴重影響，特別是水災的危害最大。治理國家必須采取措施消除這五種自然災害，才能確保農業豐收、國家繁榮昌盛。
管仲認為“除五害，以水為始”。水分幹流、支流、季節河、人工河和湖澤五類。要根據不同水源的特點，因勢利導，因地製宜，使其為灌溉和航運服務。治理水害必須防患於未然，統籌規劃，綜合治理。
重農抑工商，是曆代封建統治者的共同國策，譽農為本業，貶工商為末業，歧視打擊工商業者。管仲第一個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肯定了士農工商四民同屬“國之石﹙碩﹚民”，把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提到跟農民和士同等高度，這在當時的社會是十分罕見的。在此基礎上，他主張發展工商業和發展農業並舉，提出“溥本肇末”的著名觀點，即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發展工商業。本末有主次，但必須同等看重。管仲在強調糧食是“王者之本”“民之所歸”的同時，充分認識到“無市則民乏”，發展工商業同樣是社會所必須。因此，他堅持“與俗同好惡”。俗，實則是客觀經濟規律，“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以“貴輕重，慎權衡”，“通貨積財”。
管仲認為隻要使農民收益提高三至五倍，則農民就會安心勞作，工商也不會遭到壓抑，本末一並發展。同時，管仲強化了對“專營商品”鹽和鐵的稅賦征管，使這兩項的商業稅收成為國家財政的兩大支柱。除了鹽鐵之外，管仲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政策。“關幾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商業稅收幾乎不征，市場運作國家極少幹預，讓市場決定商業的命運，讓競爭決定誰是強者。
因地製宜，大興魚鹽、山林、川澤之利，是管仲“本末並重”的經濟思想在多方麵發展生產的具體運用。“齊帶山海，膏壤千裏”，自然資源豐富。管仲主張放手讓群眾生產，國家收購，投入國內外市場出售，結果年收購量達十萬八千鍾，於鹽業生產淡季，運銷晉、宋、衛等，“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濱海產魚，水產富饒，發展捕撈業，是開發財源、繁榮市場的另一個重要途徑。管仲把國內銷售之餘的海味運往國外出賣，通之“於東萊”。管仲還認為山澤、溝瀆所出，桑麻、百果、六畜等經濟作物和家庭副業，也都是“國之富也”，應鼓勵群眾經營，“使民鬻之四方。”齊國向有“冠帶衣履天下”之稱，“其後中衰，管子修之”，收到了致富的良好效果。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視自己國家以外的列國為“外國”。為了讓更多的商人來齊國經商，管仲推出優惠措施：“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減少各種稅費的征收。管仲請求齊桓公下令為各諸侯國的商人們建築住所，對於帶著一輛馬車來齊國經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還免費供給食物；對於帶著三輛馬車來齊國經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還免費提供馬的飼料；對於帶著五輛馬車來齊國經商的商人，另外還有提供仆人為之服務的優惠條件。另外，管仲還在“國道”上每三十裏就建立一個招待所，儲備食物保證“外商”食品供應。
管仲利用市場調控手段，加強宏觀調控，如壟斷貨幣發行、實施鹽鐵專賣製度，控製重要生產資料、商品的價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