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知人善用，在用人上，他注重三個原則：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與其爵位是否相稱；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勞與其賞祿是否相稱；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與其官職是否相稱。管仲把這三原則稱為“三本”，認為能否把握這三原則是一個國家能否治理的關鍵。他在任相之初就向齊桓公提出任用“五傑”。他說，建成一座大廈，不是靠一根木材，茫茫大海，也不是隻有一條流向它的河流，要實現霸業，必須任用能人。他從人的所長出發，量才善用，發揮其長。他推薦了進退有禮、動靜有儀、善於辭令的隰朋為大司行，開荒辟地，充分利用地力多打糧食的寧越為大司田、勇敢善戰的王子成父為大司馬、公正判決官司的賓須無為大司理、敢犯言直諫的東郭牙為大諫官。管仲還推薦了衛國的一個農夫寧戚為大夫，與管仲一同管理國政。管仲說，不知道誰是賢能之人，會妨害霸業；知道了，卻不能任用他們，會妨害霸業；給了相當的職務，又不信任他們，會妨害霸業；信任了，又讓小人參與其中，會妨害霸業。
製定官吏“三選法”。首先由鄉長和屬大夫薦舉賢才，再經中央長官進行為期一年的考察，最後，國君麵試，“訾相其質”，確認“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官者，“升以為上卿之讚”﹙助理﹚。此法實施的結果是“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民皆勉為善”，從而逐漸形成了安定的政治局麵和良好的社會風氣。“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人們不貪“一朝之便”，而“有終歲之計”，務立“終身之功”。
在軍事體製改革上，實行“作內政而寄軍令”，也就是把軍令寓於內政之中，寓兵於農，兵民合一，把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有機結合起來，平時生產，戰時從征。以五家為一軌，軌設軌長，十軌為一裏，裏設司裏。四裏為連，連設連長。十連為鄉，鄉設鄉良人。在十五個士鄉中，每五鄉設一軍，每軍一萬人，作為國家的常備軍。為了提高整體戰鬥力，在鄙野的五屬五十個縣也建立了相應的軍事組織，每年利用農閑時間進行軍事訓練。這樣既擴大了兵源，又增強了軍力。經過軍事體製的改革，齊國最終建立了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為了解決鎧甲兵器不足的問題，規定那些犯重罪的人用犀牛鎧甲和一支車戟贖罪，犯輕罪的用帶有花紋的皮盾和一支車戟贖罪，小罪處以罰金，寬宥嫌疑罪。要求訴訟的再三禁阻，如不改變，造成訟案，雙方各出一束箭。收集起來的金屬，好的用來鑄造劍戟，在狗馬身上試用，差一點的，用來鑄造農具，這樣，鎧甲兵器就會充足。
在外交政策上，管仲指出內政是外交的基礎，內政不修則難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提出與鄰國親近的政策，管仲說：“審察我國邊境，歸還那些侵占來的土地，整頓邊界，不接受領國的錢財，準備大量的毛皮布帛作為厚禮，常常聘問看望諸侯，使四鄰安定，他們就會親近我國了。派遣八十個外訪人士，給他們提供車馬衣裘，多帶資財布帛，使他們周遊四方各國，號召天下賢能的人來齊國做官。毛皮布帛，是人們喜愛之物，使人民賣給四方各地，觀察一個國家上層人士和下層百姓的愛好，選擇那些有過失的小國來攻打它，可以增加我國的土地；選擇那些荒淫的亂國來討伐它，可以樹立我們的威望。這樣一來，天不諸侯就會一起來齊國朝見了。然後，率諸侯來侍奉周王，霸主之名，自然就是桓公的了。不過稱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輕舉妄動。當前的任務是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使國家富強，社會安定，同四鄰搞好關係。”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管仲通過“三選法”擢用長吏，“祿賢能”，五鄙之內，從屬到邑，逐級隸屬，層層對上恭職，最終統於國君。國君責令屬大夫“各保治爾所，毋或淫怠而不聽治”。豐功者賞，寡功者罰。管仲規定，屬大夫必須年初向國君“複事”﹙即述職﹚，這首開戰國時代官吏“上計”製度之先河。管仲確實是我國古代中央集權政體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在經濟體製改革方麵，管仲強調“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為國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與經濟是否發展密切相關。在他看來，綱常名教，倫理道德，“國之四維”等意識形態，都是由經濟的發展決定的。這是他經濟改革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管仲對齊桓公說：“君若想成為霸主成大事，必從其本事做起。”齊桓公問：“何為本?”管仲說：“齊國百姓，是君之本。”
管仲的民本思想，確立“予之為取”的政治原則為綱領，以人性唯利論為依據，以愛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為基本內容，從民“四欲”，去民“四惡”，以此來換取民心，政通人和，政權鞏固。因此，他把發展經濟當做治國的第一要務，並采取了許多“富民”的經濟政策。他說：“夫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裏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裏，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當政者應正視客觀事實，因勢利導，滿足人們的合理要求，為民“圉之以害，牽之以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