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於義利觀的分歧，孟子激烈地批判楊朱和墨子。孟子重義輕利，楊朱重己重利，墨子兼愛互利，三者殊不同途。否定了利己主義與兼愛主張，也就抓住了楊、墨學說的要害，從而否定了他們的義利觀，“楊朱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①① 見《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特別欣賞孔子弟子顏回安貧樂道的人生態度。“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①① 見《孟子·離婁下》。，並引之為孟學義利觀的絕妙注解。這意味著，孟子有意誇大“義”與“利”的對立關係，使道德與功利處於永恒的不均衡態勢中，以追求、獲取心理、思想上的超拔、高潔。正因為如此，所以孟子主張清心寡欲，甚至毅然走上“舍生而取義”①① 見《孟子·告子上》。的道路。為了捍衛“義”可以拋棄生命，相比之下“利”又何足掛齒。
《孟子》的中心思想是重義輕利。孟子沒有墨子“兼相愛、交相利”那樣的沉重拖累，而是有一種透明的單純、傲然的氣質。因為沒有患得患失的顧慮，所以才能大膽地蔑視、忽略個人的種種私欲私利；因為傾心於內在修煉，所以不惜拋棄生命，舍生而取義，由重義輕利徑直奔向崇高的道德境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①① 見《孟子·公孫醜上》。。孟子號召人們必須嚴格地遵行重義輕利之道，杜絕“行有不慊於心”，才能養成浩然之氣，才能與宇宙相互交接、融通。如果說墨子的博大襟懷是基於兼愛互利原則，從而放眼世界、愛無邊際，那麼，孟子的博大襟懷則是基於重義輕利的導向，追求人格偉力、精神崇高。
與墨家相反，儒家在秦漢以降成為君臨一切的思想權威，孟學也因此獲得了發展。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傳記博士”，將孔、孟並稱。尤其是，宋代朱熹編輯、注釋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成為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範本，則強化、提升了孟學的地位。孟子被後世學者（如唐代韓愈、宋明理學家）視為儒學正宗，並冠以“亞聖”美譽，以至於在過去乃至當今中國人的心目中，孔孟之道就是儒家的代名詞或同義語。可見，辟墨最烈的孟學沒有重蹈墨家全軍覆沒的後轍，而是峰回路轉、一泄千裏，成為不絕於世的滔滔洪波，對中華文化史的衍化、展拓產生了多方麵的重大影響。
孟子思想的優長之處在於，重義輕利的價值導向始終映現出一種震撼人心的人格偉力與道德自律，它對於奔走於世俗利祿途中的人們無疑是一針清醒劑與強心劑。與自私自利的功利人生觀相比，重義輕利的倫理主義與理性態度是那麼超拔、孤傲、富於感召力。此外，孟子的次生思想，諸如國家論中的“民為貴”思想，是非觀的善惡判定，角色論中的“君子”形象，分工論中對社會交換的提倡，消費觀中的節儉主張，公私觀中的先公後私等等，都值得充分肯定。此外，孟子式的對立統一、動機論，也有獨特的認識價值。至於孟子思想的入世風骨、曆史意識的冷靜理知、注重內在修煉（浩然正氣）等特征，也應該受到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