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毛澤東正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年22歲。風華正茂的毛澤東胸懷大誌，敏而好學，在知識的海洋裏自由遨遊。在閱讀《孟子·離婁下》時，毛澤東對“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一句大加讚歎，對孟子提倡的博覽群書、融會貫通、言簡意賅、深明大義的讀書境界十分景仰。他認為這是天經地義所宜遵循之方法。作為一代偉人，毛澤東知識淵博，讀書不倦，想必是受到孟子的啟發。博學而達觀，這種由知識熏染而成的氣度在毛澤東身上有典型體現，當為治學者所效法。
1939年9月，毛澤東已由一介書生成長為縱橫揮闔的職業革命家和軍事家。當他在延安窯洞聽美國進步記者斯諾說，蔣介石想通過否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來否認統一戰線時，毛澤東把蔣介石稱為阿Q主義者，並引證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語出《孟子·梁惠王上》）來譏諷旨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言論，足以說明毛澤東對《孟子》熟悉的程度，可謂信手拈來，運用自如。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把孟子稱為“聖人”，此話因其是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而不同尋常。在中國文化的話語闡釋係統中，“聖人”是最高貴、達到完美境界的人，遠非帝王、英雄、孝子、節婦、忠臣可比，是平常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極至，是知識分子神縈夢繞的理想楷模。毛澤東從中國文化的角度，以一名文人的眼光審視孟子，充分肯定了孟子的思想大師地位。時隔二十年，毛澤東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他依然記得孟子。
1958年，毛澤東於5月親臨十三陵水庫參加勞動，為當年的大躍進運動平添了獨特的耀眼火花。在厚今薄古的時代氛圍中，身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毛澤東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優秀文化遺產格外珍視。他以政治家的口吻肯定了中國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麵，特意提及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思想。毛澤東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的立場時有變化，多因時局和政治鬥爭的需要而定，但其內心深處卻對傳統文化情有獨鍾，對孟子的態度即可為佐證。
我以為，重義輕利最能體現亞聖孟子的思想風骨。義利觀係由道德與功利範疇生發、鋪墊而成，是對道德與功利範疇所作的理論概括。最能體現孟子義利觀的表述是，“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①① 見《孟子·梁惠王上》。。他那麼高傲、自信、達觀，對趨利自為、患得患失，對“後義而先利”①① 同上。者均嗤之以鼻，“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①① 見《孟子·梁惠王下》。。
“仁”是儒家思想的軸心，以孔子為導向的孟子高度重視“仁”是極其自然的。“仁”在《孟子》中出現了一百五十七次，竟高於“義”的次數（一百零八次）。在孟子眼裏，“義”尾隨“仁”，但仁、義並稱，義、利分離。“仁”不等於“愛”，但確有“愛人”①① 見《論語·顏淵》。之意。這也許是孟子較少談“愛”的原因。“愛”在《孟子》中先後出現四十次，此與“愛”在《墨子》中先後出現二百六十四次是懸殊驚人的。“仁”的權威性定義是對“禮”的遵從（“克己複禮為仁”①① 同上。），而不是“愛人”。“禮”的實質意蘊是一種將上下、貴賤、長幼、親疏、君臣、賢愚、男女等嚴格區別的社會等級秩序，它極端重視係統內部的整合功能。既然“仁”是從屬於“禮”的行為準則，“義”是從屬於“禮”的價值導向，那麼仁、義並稱則使孟子更加堅定了對禮的捍衛立場。
“利”作為功利範疇的術語在《孟子》中出現了三十九次，表示利益、使有利等含義。孟子在“禮”的背景下談“利”，注重的是仁義而不是功利，“利”作為“禮”的對立麵遭到了詆毀、貶斥。孟子承認人人皆有私欲、逐利之心，“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貴，人之所欲”①① 見《孟子·萬章上》。盡管孟子讚同告子“食色，性也”①① 見《孟子·告子上》之論，但他始終強調重義輕利，反對私欲泛濫，認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就會擾亂社會係統的運行機製，使“禮”分崩離析，造成天下大亂。不是兼相愛、交相利，而是力求在義與利的分割、對立中突出仁、義、禮的倫理教諭，使“義”絕對壓倒、戰勝“利”。這就是孟子義利觀所倡導的認識路線與行為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