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往往是事後諸葛亮，被“錯劃”之初，我的思想極為混亂，認為當政者“失信”。鳴放之初，不是有言在先：“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怎麼又成了“引蛇出洞”呢？原來“鳴放”伊始，省委領導確實是想廣開言路、發揚民主、虛心聽取意見，以改進工作的。但是，當意見提到自己的頭上，觸到了痛處，就惱羞成怒。那位曾為“大廟”易名為“鳴放宮”的部長，聽到有人對自己的工作提出尖銳的批評時便勃然大怒，找到提意見的人，劈頭就是一句：“給你臉你往鼻子上抓，真是個狼崽子！”一位教授事後對我說：“當時那個發揚民主的‘鳴放會’真有點像葉公好龍，當這條龍（民主）真的來了，又怕自己的缺點錯誤被‘龍’揭破丟官……所以反擊‘右派’命令一下，便馬上扔掉“民主，招牌，投身到‘反右’鬥爭中去了。”這位教授說得對，中國封建專製製度延續了2500年之久，哪能在一個早晨就化“專製”為“民主”了呢。當政者想得未免簡單，而我們這些希望民主與法製的人想得就更天真了！
三易“流放”地
可能是“反動透頂”吧，我總把改造的地方叫“流放地”。先是流放到長白山腳下人稱“東邊外”的小山村，在“群眾監督下勞動改造”，我稱它為“西西伯利亞，。我一邊勞改，一邊吟誦韓愈的詩：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一年勞改，收效甚微：又把我單獨送到內蒙邊上一個勞改農場，這座農場過去是改造犯人的，1958年才改成一些“罪重一右派”的勞改農場。在這裏所有的“右派”都比我處分重，起碼是“勞動教養”。相處一個時期後我才知道，他們的“罪行”並不比我重，而是處分重；因為他們都不是“知名人士”，有的政治水平很低，連“左”、“右”都分不清楚，僅僅因為反對他們的科長、局長就被扣上了：極右”；有的隻是好講怪話，恰好趕上“反右”就扣了個“右派”。如果當時“反左”的話，可能就扣個“左派”，總之趕上什麼就扣個什麼。可見不僅這些被扣帽子的“政治水平低”，就連扣他們帽子的領導水平也不高。我在這期間替好幾位小“右派”代寫過檢討，他們尊我為“老前輩”，上什麼“綱”、“線”，都先請教我。於是我就成了他們的“組長”。可正當我行“官運”時，上邊有令，又把我調到另一個“條件好的”勞改農場。
我治下的“組員”們都戀戀不舍地為我送別，把我此番調走當成“升遷”。因為我將去的農場在省城郊區，每兩周還可以探一次家。聽說在那座農場裏勞動的還有許多“下放幹部”，這一點就足以說明“條件”很好。沒想到我去後不到3天就失望了，開始留戀起“東邊外”的“小西伯利亞”，也懷念與我同“病”相憐的難友們。
我在這個市郊農場不僅不是“組長”，連當“組員”都矮人一截。
不僅因為“罪”大處分比別人重；主要還是我們這些“右派”成了那些犯有“右傾”錯誤又急於改正的人的活靶子。尤其是我，還老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為那些急於當“左”派者創造有利條件。這裏的政治氣氛非常濃，說錯半句話就要上綱上線，而我還老說“錯話”，這就更豐富了每次“階級鬥爭”的內容。我成了“反麵教員”的首席，不時“現身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