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貢獻”
鳴放，流放，下放，解放；我是個“四放”幹部。在“改正”以後，新上來的領導班子根關心我，要設法給我評一個“高級職稱”，好享受“高幹”待遇。一位管人事的同誌問我有什麼“突出貢獻”。這可難住了我，寫了半輩子詩，嚴格說來，能有幾句算“詩”呢？！可她一定要我講幾條，好往上呈報。我憋了半天隻想出一條“突出”的：
“1957年幫黨整風，在省委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我提出尊重知識、尊重教師。我的意見如果被采納了，那可真是個‘突出貢獻’！”她聽完笑了：“您真會開玩笑。您不是幾次得過文學創作獎嗎？”我嚴肅地向她解釋：“您說的和我講的並不矛盾；我得獎的那些作品就是當年在‘鳴放會’上發言的內容，隻不過是通過文學形式把它形象化了……”
“鳴放宮”和“鳴放罪”
我市一所高等學府有一座可納千人的大禮堂，它原是偽滿時的一座“神社”，俗稱“大廟”。1957年易名為“鳴放宮”。這是根據省委一位文教部長的倡議起的名，還請大書法家寫了匾額。足見省委領導是如何重視並提倡發揚民主。搞群言堂，不摘一言堂；要百家爭鳴，不一家獨唱。就這樣迎來了1957年“百花齊放”的春天。為幫助黨整風，省委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許多作家、教授都被請到會，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對幾年來的文教工作提出了許多善意的批評。我當時剛從東北師大調到省文聯，受省委委托和另一位同誌一起籌備成立中國作家協會長春分會，並創辦文藝月刊《長春》。我到處奔波，請在我省的作家、各教授參加分會工作（這就是“作家辦作協”罪名的由來）；在成立作協過程中，發現提名當分會理事的人中有的既不是中國作協會員，也沒寫過半篇文學作品，會員們有意見，我把這意見在鳴放會上反映了（這就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反對黨領導”的罪證）。此外，我在會上對東北師大在“教師思想改造”運動中的過火行為提出批評，認為不應采用學生鬥老師的過“左”辦法，公開揭露專家教授的私生活，捕風捉影辱罵教師，使教師威信掃地、難以教學，有些名教授被排擠出校……我的發言引起省委的重視和肯定，並且刊登在本省的報紙上。有的學生看到我的報上的發言，便給校方寫了些“還我教授”的大字報（這就是我“攻擊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外加“煽風點火”的罪行）。
我當時不認為這是什麼“罪”，還以為給革命做了一件好事而甚感欣慰。我深信有關方麵一定會考慮采納我的意見、改進工作，加強對知識分子的關心。所以沒等會議結束我就背起行李鑽進長白山老林裏，訪問老伐木工和抗聯戰士，動筆寫起長詩（鴨綠江上的木幫）。我當時的心境是坦然的，從沒想到我的發言會同“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複辟變天”聯係到一起。
當報紙上登出批判我的文章一（作家辦作協，丁耶黑心暴露）我還認為這是小題大作，一場誤會。誰知這場“誤會”一直延續了20年，其罪名是在憲法裏也找不到的“鳴放罪”！
“連升三級”
我早不升級，晚不升級，卻在定為“右派”時連升了三級；不是由人事部門升，而是報紙上給“升”的。我本出身學生，執教學校，非黨非團一群眾，突然間在報紙上公布了我的“理事”、“主任”等官銜。我當時在驚恐之餘，還有些沾潔自喜，覺得終於受到“重視”，和一些名教授、名導演並列在一起，甚至比他們還要顯赫些。事後才明白，之所以把我提升得那麼高，不是對我的器重，而是為了向上邊報成績，表示反“右派”的“戰果輝煌”。這有點像一年以後發生的農民“浮誇風”，虛報產量，畝產萬斤……我被提升還有個作用，就是作為那些真正廳局級的替“罪”羊。當然這些同誌最終並沒能逃脫“劫難”，在“反右傾”或“文革”中仍被揪了出來，成為“漏網右派”或“牛鬼蛇神的保護傘”。在那極左年代，知識分子都是在劫難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