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梅珍
1959年7月3日，隨著“嗚嗚”的吼叫，一列人貨混裝、集裝箱式樣的列車，冒著濃黑的灰煙，夾雜著灰白色蒸汽駛向我國的大西北，駛向了一個回族少數民族自治的地方——寧夏。
那裏，對於我們一直生活在浙江的人來講，仿佛是天外，陌生、神秘、恐懼、好奇、憧憬，種種思緒與情景交織著……在祖國支援邊疆大建設的號召下，我們一批血氣方剛的農村青年，堅定地跨上了西行的征途。我與後來相識的夫君——單華清，同在這趟列車上。那時，他隻有24歲，而我自己才剛度過了19歲的生日。
抵寧後，隨即安排轉運，過渡船跨黃河，到靈武縣城東門外的沙灘上建設園藝試驗場。如今，花果飄香、林木蔥蔥的塞上江南，原來卻是一望無際的黃色沙地和海浪般起伏的沙丘，稀稀疏疏地生長了一些耐旱的低矮刺草，滿目一片荒涼。一遇風天，飛沙走石，天地渾黃一色……就是這樣的環境，大夥兒開始了新的家園建設。鏟沙丘、平田地、挖樹坑、修渠道、引河水、栽樹苗，住的是平房窯洞，睡的是土炕，集體吃大鍋灶。雖然勞苦，人人充滿了希望……
不久，寒冬降臨，黃河水麵都封凍起來，汽車可以直接在冰麵上開了。氣候寒冷與工作艱辛日月同行，愛情也在建設大潮中悄然發芽和生長。愛，給人以溫暖；愛，激勵人積極向上；愛，是建設的動力。以善良做底，灌天然之水，施淳樸之肥，在這片讓我們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我們相識、相愛了。他，麵相聰穎，為人熱情，工作認真，被安排在場二隊做會計工作。翌年元旦，我們結了婚，土炕、土桌、土凳，我們有了新的家。我們兩人工資相差3元錢，我掙18元，他拿21元，一個月和起來就隻有39元。清苦中，我們婚後的生活也充滿了溫馨。
1960年，寧夏開始了“雙反運動”的劫難。7月，我們溫馨的小家，也遭遇了突發的滅頂災難。由於他人的誣陷，將我丈夫以“反黨集團骨幹分子”的名義與梅林場長等人抓了坐監獄，看押半年後無罪釋放。但正是這年無情的牢獄生活，不僅給他落下很嚴重的胃病，留下了身體健康隱患，還給我們家的未來生活持續帶來了無法想象的困難。是年，生活又恰逢低標準，身上除了件換洗的衣服外，能用的東西全部拿來換了棗子、豆子或糧票等維持生命所需的了。記得，為了節省錢，有次我自己肩挑了幾十斤的東西從銀川汽車站走到了園藝場，走累了就換口氣，用了整整兩天的時間，在黃河邊渡口過了夜。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日子。1962年，正是受迫害的影響，又被下放回到老家。這年，也有了我們第一個孩子，是男孩。在孩兒剛滿月的時候，離開了園藝場，離開了黃河，回到了浙江永康老家農村。我的父親，看到千裏遙途歸來的外孫，便起名叫鵬飛，期待他未來能鯤鵬展翅。
夫君是一個孤兒，13歲父母雙亡，舉目無親，居無定所。雖然無罪釋放，但由於有過寧夏勞改蹲監獄的經曆，處處抬不起頭。在雲山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中，每天得幹最重、最累的活，卻給記的是低工分，生活一直非常貧困，在農村一座寺廟的院裏熬過了整整八年。其間，1964年、1969年先後又有了兩個女兒。大女兒名紅茹，期盼兒女雙全能使生活翻身紅火。然而，在小女兒出生時還深受迫害事件的影響，感覺更多的是世道的不公、人心的險惡，故名青曉，祈求蒼天。興許蒼天開眼，國家開始落實寧夏“雙反運動”受迫害的相關政策。1972年，我們舉家又重新返回寧夏靈武園藝試驗場，回到了這個我們曾經建立美好新家的地方，回到了這個我們身心遭到傷害的地方，回到了後來灌注著我們畢生心血的地方。與第一次支援邊疆建設不同的是，這次我們的家有了五口人，而園藝場也已初具一定的規模，不但有四個生產隊、廠部，還辦有一所子弟小學。園藝場十多年的建設，果樹已開始結果，樹木進入生命的旺盛期，生活又給我們重燃了希望。
起初，工作還未能恢複，隻能做臨時工人，生活非常拮據，也得到了許多好心人的幫助。記得，新年春節前，生產隊裏宰殺生豬集體分肉，本地靈武人夏生國就力排他議，提出砍兩斤肉給我們孩子過節。他，沒有看不起我們是“臨時工”，相反，認為我們是這個場二隊的創建者，敬佩當時支援邊疆建設的南方人，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