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采訪了一位同行，山東衛視的主持人大冰。他送了我一本他的處女作《他們最幸福》，這是他十年生活的一份答卷，裏麵沒有一點跟主持相關的東西，寫的都是別人，但你感受到的是他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
我們有種一見如故的感覺。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冰的眼神和嗓音，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通透。作為同齡人，我感受到的不是匆忙和淩厲，而是平靜、清新。
大冰的身上有很多標簽：綜藝節目主持人，高校老師，民謠歌手，科班出身的畫者，很成功地讓五家酒吧倒閉的不靠鋪酒吧掌櫃，不錯的皮匠，曾經在藏地生活過好多年的第三代拉飄，麗江混混，背包客……他1999年出道，二十出頭就已經成名，一切來得特別突然。
我到山東電視台工作純屬機緣巧合，一開始做美工，後來做劇務，負責買盒飯，再後來當攝像，當導演，最後當了主持人。上個世紀和這個世紀交界的這兩年，主持人比較少，每個台的綜藝節目也少，很好的機會擺在了我麵前，稍微一把握，很多東西突然之間就從天而降了。我那時不過23歲，卻得到了很多人可能要到40歲才能夠獲得的一些東西，比如說財富，比如說知名度。過了一段時間，我就想，怎麼莫名其妙一下子什麼都來了？我不是一個窮學生了，不是一個買盒飯的劇務了，也不是一個美工了，我就覺得很奇怪。那時候我就想，如果我接著這麼往下走，我可能會成為我自己從小到大都不太喜歡的那種人。
大冰告訴我他在青春期的時候看過一個墓誌銘，寫的是，他這一輩子都是孩子，但是他永遠沒有停止生長。他不希望成為老氣橫秋的人，20多歲的人像40多歲的人一樣說話做事，他覺得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經過思考，大冰選擇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減少了自己的工作量，推掉了很多演出機會，開始了自由的生活。
工作並不是我的軸心。當然，我有很多機會可以身兼數職主持很多節目，然後謀求一個更好的職業發展機會，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後麵的十年，我基本上是每年隻接一檔節目。我覺得做好這一檔節目就可以了。節目做得多的話，薪酬肯定會高一些，知名度也會更廣一些，但是我覺得工作不是我的全部，它所占的比例在我的各種生活份額中達到一個平衡就足夠了，沒有必要追求太多。就像我們吃飯，一桌子的菜，我們幹嗎光衝著一盤土豆絲下手呢，為什麼不多嚐一嚐？
大冰告訴我，他的父母都在大學裏任教，從不限製他讀書。我感覺，通過讀書，他很早就了解了自己。其實了解自己比了解這個世界更加重要，因為它可以讓你把握自己的內心，在這樣一個奔命的時代，這真是很難得的。
大冰在處女作中寫了十個人，都是他的朋友，都處在30多歲的年紀。他們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和經曆是不一樣的，很多人會認為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亞文化”，可大冰有種找到組織的感覺。
人活一世，父母沒法選擇，兄弟姐妹沒法選擇，但是最起碼有件事可以選擇，一個是生活方式，另外一個是交友方式。你可以選擇自己的朋友。我很慶幸我曾是我那些朋友中的一員，如果很年輕的時候沒走出那一步，我可能終生與這幫人無緣，我不會對他們這麼了解。正因為我走出去了，認識了他們，了解了他們，今天我才能像一個“擺渡者”一樣，把他們的信息“擺渡”給主流社會的朋友們聽。從他們身上我可以映照出自己的本我，同時可以獲得讓我自己內心強大的力量。
咱們經常會說，手機就好比人身上的一塊肉，意思是沒了它就會疼。事實確實是這樣，很多人如果沒了手機會六神無主的，特別害怕跟世界失去聯係。可是大冰就認識一位，也是他認識的唯一一個不肯用手機的女孩。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講述她的故事，名字就是《不用手機的女孩》。
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孩子，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雖然每個人對漂亮的界定不同，但是相信她是那種放在任何一本雜誌的封麵上，略施粉黛都不輸給明星的人。她長得精致，氣質非常好，話不多，北方人。
那時候我在拉薩開我第一間酒吧，那段時間酒吧的生意非常好，所以隻供應啤酒，沒有茶水。有一天晚上，我到隔壁的酒吧去討茶水喝，隔壁酒吧的老板正在放音樂，靜謐的環境裏，那音樂非常美，我在吧台上聽得入迷了。等我聽完之後才發現，酒吧裏還有另外一個女孩子，我們都是捧一杯白開水，一邊喝一邊聽。我就覺得很有意思，但並沒有跟她搭話。後來有一天，那個女孩子來我酒吧裏邊喝酒。她就一個人躲在角落裏聽我唱歌。我那時候在唱鄭智化的《冬季》，那女孩子哭得很厲害，把膝蓋都哭濕了。我就過去安慰她。那時候我很年輕，很矯情，伸過去手說：“在拉薩的秋天，是沒有人替你擦去冬天眼淚的。”她就哭得更厲害了，說：“老板你能帶我出去走走嗎？”我想這是什麼意思啊，我問她：“你想去哪兒走？”我以為她要出去散散心呢，她說：“你帶我去一個比拉薩更遠一點的地方吧。”我當時一聽就樂了，我想這不是偶像劇嘛！我當時年輕，愛玩，就指著牆上很大幅的藏地地圖隨便指了一個地方，說：“那不如咱們去這兒好了。”她說：“好呀！”我回頭一看，我指的是珠穆朗瑪峰。